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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孩新作|我的冰雪记忆
  

                    本文发表于2022年1月28日《北京日报》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此刻,我在西安东郊的浐灞河边,遥望京城的方向,不由让我想起北京冬天有关冰雪的记忆。
  孩子小的时候,大都会问母亲,我从哪里来?往往,很多的母亲会说,你嘛,是从河沟里捡来的。如今,当我们步入中年,如果再问我从哪里来,其请教的对象便不是母亲,而回答的恰恰是你自己。这就如同儿时第一次看到雪花,我们在追逐中看到它一点点在手中溶化,你会发自内心的问,雪花为什么从天上来,它们为什么是六角型的?这些个追问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要寻找到答案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在网上一搜秒秒钟就能告诉你。可是,对那样的标准答案我却本能地加以拒绝,我知道,那样会限制我的想象!

  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我在一家少儿报社实习。在自然来稿中,我看到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女孩写了一篇文章《鸟儿的翅膀怎么能拴上黄金》,大意说现在的孩子生活过于优越,父母家人对孩子太宠爱,给他们的知识却少的可怜。女孩说,她曾问过父母:雨夹雪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她父母支吾了半天不知怎么回答,最后竟以一句雨夹雪就是雨夹雪而了结。听到父母的回答,孩子很伤心,她便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希望父母在保证她正常生活的需要时,也要考虑她知识的获取。这篇稿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我就想,如果将来我也碰到孩子向我提问雨夹雪是怎么回事,我能科学地回答她吗?
 
  孩子的思维是富于幻想的,他们也天然具有创造力。在上小学时,每到冬天,学生们就会在学校的角落里寻找废旧的桌椅。注意,我们可不是要学雷锋把废旧的修理成可以使用的,而是把那铁架子拆解下来,回家砸成单刀或双刀状,然后镶嵌在两块木板里,两边再用粗线搓成四根绳子,这样一双简易的冰鞋就算完成了。除此以外,我们还自制发明滑冰车、推铁圈、抽汉奸等冰上运动项目。至于溜冰场嘛,在郊区有的是鱼塘、河沟,那冰面虽然没有专业的溜冰场那么讲究,可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农村娃玩它个痛快潇洒。记得有一次在家门前的小河沟滑冰,那冰面尽管只有两米多宽二三十米长,可我依然能单脚双脚交叉,甚至还可以来几个旋转动作,每当滑过几次后,就不免有些得意,恨不得把小伙伴都叫来让他们欣赏一番。有道是乐极生悲,就在一次我完成了一个单脚旋转动作后,一个不小心,冰刀撞在一块裸露的砖头上,瞬间把我摔个仰八饺子,顿觉脑袋轰的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待几分钟醒来后,我看了看蓝天,摸了摸后脑勺,明显有个大包已经凸起了,好在没有出血。我慢慢起来,走到那块砖头前,用冰刀狠狠的剁了一下,骂了句:该死的家伙!便悻悻的回家了。
  
  相对于冰天而言,雪地似乎更多了些许浪漫。但南方和北方的雪显然又是不同的,鲁迅先生认为:“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而在张贤亮先生的笔下,则“北方的雪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田野空阔,雪好似扫尽了地面上的一切多余的东西。丘垄、渠坝、沟沿、高耸的树枝……所有带棱角的地方,都变得异常光洁而圆润,并且长着如天鹅绒般的茸毛,仿佛晴空下的雪原不是寒冷的,而是温暖的,总使我不由得想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上面。”其实,在我看来,不管哪种形态的雪,它都是具体的,抽象的,是以人的心情决定的。

  2009年11月,我和女作家胡健等人应邀到西柏坡参加一个红色散文的颁奖活动。本来下午三点半的高铁,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到达石家庄。谁料,等快要检票时,广播突然传来消息,说因为南来的火车晚点,我们这趟车要晚点一个小时发车。我觉得这很蹊跷,高铁相比飞机,几乎很少有晚点的,这北京西站毕竟是始发车呀!无奈,我们只好随意聊天。交谈中,胡健告诉我,他父亲胡可在年轻时就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后来他结合根据地解放区的土改生活,于1962年创作了话剧和电影《槐树庄》,她母亲胡朋在其中扮演了女主角郭大娘。我对胡健说,咱们这次到西柏坡参加完活动后,可以顺便到槐树庄去看看。胡健说,她也正有此意。我和胡健亦师亦友,有着30年的友谊。在1996年春节前夕,我曾和中国文联领导到家中探望过胡可胡朋夫妇,两位老艺术家的谦虚和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下午四点半,火车终于出发了。我打电话给石家庄文联主席老袁,告诉他一小时后到站,让他做好接站准备。但我们想得太美了,列车开出二十分钟开始变慢,到了保定后,其速度用牛车形容都是快的。怎么回事?列车是否出故障了,这种经历我在山西、呼和浩特都遇到过,但我们没有得到列车广播的通知。我不停地打电话给老袁,别着急,我们还要晚点,晚点!谁能想到,这一晚点竟然达三个多小时。到了石家庄,走出站台才发现石家庄已经被近一米厚的大雪覆盖,这雪是突如其来的,后来新闻说是六十年未遇,整个城市陷入瘫痪。我们坐在接我们的汽车里,在停车场里就是开不出来,车头不停地在原地打转转。不觉又经过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已经先期到达西柏坡的人们纷纷打电话问我们何时到,我对老袁、胡健说,咱们快做决定,西柏坡不去了。即使车子勉强开出车站,西柏坡路上也是大雪茫茫,咱们如果去,说不定会冻死在路边,没人能够救我们。胡健说,那咱们就下车到附近的酒店住下,有什么事明天再决定。

  事情的发展没那么乐观,我们同行的四个人分成两个组,按两个方向去找酒店。我和胡健一组,我们手牵着手深一脚浅一脚的沿路去问酒店是否有房,服务员都不耐烦的回答没有没有。那一刻,我们真的有点绝望了。最后,胡健说,咱们得往火车站的远处走,哪怕是五里十里也行。我说,听您的,咱们就如同过雪山草地吧。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一问,服务员说只有一间套房,1700元。我说,太贵了吧?胡健说,这都时候了,马上订,钱就是为人亟需时使用的。进得房间条件还好,我让胡健住里间,我在外间,在床上躺下一试,发现床太软,便又打电话让服务员取来一个硬实的床垫子。此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经过这七八个小时的折腾,我和胡健都饿得够呛,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说,走,吃饭去。夜晚的石家庄虽然灯火通明,可所有的饭馆都几乎打烊了。我们又是一路长征,才在一家面馆吃了一碗雪菜肉丝面,还好,老板没有因为雪天而宰我们一刀。
  第二天一早,我们不可能再去西柏坡,更不可能去槐树庄,在河北新闻同行的帮助下,我们挤上回京的列车。在车厢的连接处,我对胡健开着玩笑说,此次石家庄之行,我们师生难得同居一室,日后一定会成为文坛佳话的。胡健听罢哈哈大笑,仿佛没事人似的。本来我想告诉胡健,当时我父亲正在医院住院,胃癌晚期,可我一直没有说出口。现在,大雪让我速回北京,冥冥之中是不是父亲在呼唤我呢?我想是的。
  2021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