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70后”作家的启示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勇于反省的民族。上个世纪70年代，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纪念碑前双膝跪拜，昭示了德意志民族反思历史罪孽的诚意。德国文学以战后“废墟文学”为肇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没有遗忘历史，没有中断或解除对战争根源及民族自身问题的思考。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历史的内部，发掘人性的秘密，这种努力不仅锻造出海因里希·伯尔和君特·格拉斯两位世界级文学巨匠，而且还把对人性的追问精神传递给文坛的后来者。如果从20年前成名的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身上看到这种品质，我们毫不为怪的话，那么从德国“70后”作家尤利娅·弗兰克身上看到这种品质，就不能不称奇、感慨并产生联想了。

尤利娅·弗兰克1970年生于柏林，25岁获德国“开放的麦克风”文学竞赛一等奖，坚定了她在文学领域开山劈路的信心。2007年，她推出的长篇新作《午间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文版)荣获当年德国图书奖。这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背景的小说，以一个德国女性坎坷的经历，清算了德意志民族给自己和其他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对比我国的“70后”作家的创作，《午间女人》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反映社会历史背景与生命个体际遇之间交叉互渗的综合人性。与国内很多“70后”作家脱离时代背景，表现抽象的人性叙事策略不同，弗兰克对于人性的理解，既包括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本能，又包括了时代对人所施加的重力和推力。《午间女人》中的时代背景，以细节的形式，富于动作性地出现在小说每个章节的开始或结尾：一战后德国百姓生活的拮据、纳粹排犹政策的推行、人口的秘密失踪、恐怖的亡命者、城市里不期而遇的轰炸——这些历史大事成为影响作品中人物生活和判断的具体因素，人物在时世陡转中维持他们艰难的选择。这种人物“小真实”与时代“大真实”的不可拆离，使人物形象远离了简单、片面和概念。

启示之二：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弗兰克继承了以君特·格拉斯为代表的老一代德国作家的民族自审意识。《铁皮鼓》中，主人公奥斯卡名义上的“父亲”战前是一个普通的小市民，随着纳粹势力的抬头，逐渐成了一名活跃的冲锋队员。《午间女人》中海伦娜的丈夫威廉本是一名工程师，经过纳粹的洗脑，他为“新德意志”的每一个胜利感到荣耀，心甘情愿成为替第三帝国效力的螺丝钉。格拉斯和弗兰克两代作家在思考取向上是一致的，为什么一个本分的德意志平民，会自觉地成为助长法西斯势力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日耳曼国民身上潜伏的强势意志和狭隘的“英雄主义”，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得以生根落地的土壤。难能可贵的是，弗兰克的民族自审意识，不仅覆盖了日耳曼人，同时也覆盖了其他族裔，特别是对德国历史上的特殊种群——犹太人的审视。作家并不因为德国犹太人二战中的不幸遭遇，就放弃对其生活的揭示和批判。弗兰克在对海伦娜家族历史的审视中，包含了对整个德意志民族历史的审视——这种自觉和跨度，是中国“70后”作家所欠缺的素质。

启示之三：惊奇与平凡生活的辩证叙事。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使小说具备了非常态的惊奇，然而普通人的日子不是每天都处于非常状态下，庸常人生的琐碎、烦恼和希望，仍然是那么真实和不可忽略。《午间女人》能将惊奇与平凡的生活如此辩证地统摄在海伦娜一个人的形象里，是弗兰克叙事艺术成熟的表现。我们国内的一些文学创作常常执拗于一端，忽视艺术的辩证关系，或者因为倾向于惊奇而失去真实，或者因为倾向于平凡而流于琐碎。怎样在提炼生活与保持生活的本相之间找到平衡——一个德国“70后”作家以她出色的实践给我们做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示范。

(稿源： 东北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