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曼在逃离纳粹德国、登上前往新大陆的邮轮时，忽然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问题：如果将你送到一座荒岛，且只许你带一件物品，你会选择什么？而当时曼的手提箱里除了少量衣物，仅有一套德文版《堂吉诃德》。
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堂吉诃德》陪伴了曼的整个航程。最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三月二十九日：我梦见了堂吉诃德。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数日里和我促膝长谈……他和我一样谦恭友善，而且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热情。于是我想起了昨天的阅读：‘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了，我现在是好人、善人阿隆索·吉哈诺，在家受人尊敬，外出也人见人爱。’于是，无限的悲痛和怜悯、崇敬和思恋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有一种传统，它非常欧洲，那就是怀旧……然而，透过晨雾，眼前渐渐浮现出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那是一抹神奇的殖民地风景，耸立着一座高塔入云的伟大城市。”
1
童年的味蕾
据曼回忆，《堂吉诃德》是他童年接触到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文学作品。我想，他极有可能是受了德国浪漫派的影响。用海涅的话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各各登峰造极……”是的，一开始读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使孩子从小喜爱经典，然后渐成习惯。无论做什么，一旦成为习惯，也便成了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欲使孩子喜欢阅读，就必先让他们亲近文学，而且最好是文学经典。叔本华的至理名言是：好书让人变好，坏书使人变坏。这和塞万提斯之谓如出一辙。所谓“读什么书，成什么人”，经典阅读的确可以培养气质：我们古人管这叫“书卷气”。这其中自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情怀。
事实是，曼一发而不可收，并终究激发、成就了他的天才。我唯一不敢苟同的是他关于怀旧的指涉。我以为怀旧同样非常中国，并且是人类共通的情状。尤其是在中国，怀旧与土地、乡情关联，盖因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农耕社会而繁衍至今；用故友柏杨先生的话说，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像我们这样依恋故土矣。是啊，从隆古的谣曲到唐诗宋词，我们最美的篇章莫过于思乡怀旧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温庭筠），等等，等等，延绵不绝，精美绝伦。
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需要文学？答案可有多种，用时下年轻人的话说或有N种也未可知；但任何一种也许只是我们所能想见的关乎文学的冰山一角。
而我，为了回答这个既古老又常新的问题，不仅想起了曼想起的问题，并且勾起了童年的记忆，因为它也非常文学。
我生于紧邻“三味书屋”的一片老宅，老宅中间有一座八角亭。囿于鲁迅的缘故，那老宅几易其主、几经改造，早已人是物非，没了过去的模样。加之从百草园至大禹陵，绍兴虽小，却出过无数名士骚客，其中既有铮铮铁骨，也不乏圆滑师爷。子曰“见贤思齐”，面对古来圣贤，我等难免自惭形秽。但好处也是明摆着的。作为绍兴人，从小耳濡目染，许多文人墨客的美丽传说无意间化作精神之氧，汇入血脉，真善美、假恶丑不厢杂厕。勾践卧薪尝胆，范蠡功成而退，文种视死如归，西施忍辱负重，再加上子胥的刚正不阿、夫差的贪色忘义、伯嚭的奸宄叛国，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历史剧啊！还有陆游与唐婉的千古情缘，兀自于沈园化作美丽的神话。“错，错，错”，“莫，莫，莫”，多么哀婉动人！又或者徐渭的故事：且说怪才徐文长桀骜不驯，茕茕孑立，其所言所行无不被京剧脸谱似的一笔笔勾描、一点点夸大，最终远离了本真，成为传奇。它们活像时下的许多网络段子，谐中有黠，黠中有义，堪称民间文学的一个微缩。倘使将其同《笑林》或《笑林广记》或广义的喜剧联系在一起，那么文学对道统的某种颠覆性便难免令人敬畏。与此同时，从王充、谢安、嵇康、谢道韫到王羲之、王阳明、秋瑾、蔡元培，可谓故事多多，难以尽述。
然而，我想说的是，读书犹如饮食，从小培养的味蕾其实会伴随人的一生。试想，我等自小吃泡饭、菜蔬，鲜有荤腥入口，长大后对西餐，尤其是奶酪之类的抗拒就非常顽固。留学期间，虽然嘴里不说，但我心里明白，童年味蕾的记忆使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洋人的奶酪了。呵呵，谁稀罕动他们的奶酪呢？！同样，孩时家国贫困，咱新鲜豆腐都吃不上，又怎会让它发酵变臭？！于是，目下遍地开花的臭豆腐我也从来不碰。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人之不同，犹如其面；即使性之相近，也还有习之相远、尚之相异。
由此及彼，我始终认为阅读的习惯也是从小养成的。而文学阅读无疑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佳门径。这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或可谓文学的最大好处之一）：集形象性或生动性、趣味性或审美性于一身。古今中外，鲜有孩子不喜欢听故事的。人们从听故事，到读故事，再到写故事和讲故事，这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和现实理由。若非要将人的心智分作情商和智商，那么文艺显然是人类情商的最高体现。二〇一六年，适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文化部、国家图书馆等单位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旨在纪念伟大先贤、推动全民阅读。就参加的几场讲座而言，所见所闻着实令我唏嘘了好一阵子。首先，参加活动的听众或观众多为离退休老人和已晋父母的中年男女。归类并包，他们的问题几乎只有两个：怎么才能让孩子喜欢读书？孩子们该读什么样的书？可见他们所来所往十分明确：为了孩子。
我当时趁势借用了塞万提斯的一句名言：读什么书，成什么人。大意如此。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认为没有比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文学经典更有效的了。除却前面提到的两大特性，它们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功能也是任何其他书籍所无法比肩的。相形之下，目下充斥的电子游戏和网络快餐其实非常不利于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且不说前者所赋予的感官刺激妨碍儿童亲近相对“枯燥”（有时还比较“冗长”）的文字，即使比较严肃的影视作品也因其不可避免的单向度定格特征而对阅读（文字）的巨大张力产生制约作用。这里还有心理学层面上的先入为主。比方说，《红楼梦》中人林黛玉，影视作品给出的只能是陈晓旭或张晓旭、李晓旭，而绛珠仙子在我等蠹书虫的心目中却是说不尽的。恰如后结构主义所夸张的意义延宕或延异。这是语言文学特有的想象力熵值：越是经典，其想象空间越大，熵值越高。莎士比亚之所以说不尽，也是因为“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歌德语）。
2
青年的热情
在国外，较之《红楼梦》，《聊斋志异》无疑拥有更多读者。在这些读者中，青少年大多将女鬼的故事视为恐怖小说。也许正因为如此，博尔赫斯等人遴选的《幻想小说》中，并没有《聊斋志异》的任何篇什，倒是攫取了《风月宝鉴》和《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问题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女鬼总是爱上书生？哈哈，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写书说书的大都是书生。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若非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那么围绕这个做几篇博士论文也未尝不可。
倘说儿童的共同特点是不把游戏当游戏，不把故事当故事（虽为虚构，却非常真实。富恩特斯借矛盾修辞，谓此乃“真实的谎言”）。所谓戏时“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白）；学则“幼是定基，少是勤”（洪应明），否则必然白首方悔读书迟，空悲切。
说到悲切，当下最令人忧心的依然是读书习尚的缺失和读什么书的问题。青少年固然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好奇心强烈，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但应考、恋爱及各种难违之约、难却之情也纷至沓来，每每令其应接不暇。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永远是主观因素。童年的味蕾、童年的习惯已经形成，倘使荒废精力、远离书本，那么肯定只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
关键在于，少年易学老难成。人活一生，草长一春，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而文学所能提供的生命情景和生活体验却几近无限：激发彼时彼地鲜活存在的无尽想象，其审美和认知价值无与伦比。这自然也是文学的一大好处。至于青少年火一般的热情，大可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使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小可用“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泰戈尔），或“让小鸟在彩虹上筑巢”（维多夫罗）来想象。
此外，文学不仅是审美对象、认知方式或载道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蕴藉了太多的集体无意识，因此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丘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文学的重要、传统的重要。而语言文学永远是一个民族所能传承的最大传统，也是其向心力和认同感的重要基础。
当然，文学的力量并不局限于本民族。曾几何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无数中华热血青年放弃优越的生活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问题是时移世易，如今连自家的“四大名著”都上了“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据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抽样调查）：《红楼梦》位列榜首。《西游记》被大话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横遭批判。再何况，摒弃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轻忽了《北宋杨家将》和《说岳全传》等等，中华民族还要不要血性呢？屈原、杜甫、岳飞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的地位急剧下降。呜呼！还剩下什么？张爱玲、徐志摩、周作人、废名、穆时英吗？后者并非一无是处，但若置于彼时彼地、历史语境，那么孰重孰轻不言自明。而目前剥离历史情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似乎渐成时尚。呜呼哀哉！
与此同时，文学是多维的，它既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否定性想象，也可以是巴尔扎克式的历史书记；既可以像卡夫卡、博尔赫斯那样哲学化，也可以像乔伊斯那样让你啃去吧！不过作为读者，我们尽可以取舍由己，俯仰任意。谁叫文学是一座摸不着边际的冰山呢？我想海明威在言说冰山理论时，他是极其谦恭的。这理应是所有文学读者、作者、译者和学者（尤其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创作《百年孤独》之前，做了多年谦恭的读者、记者、学者和编剧。他服膺于《圣经》，服膺于索福克勒斯，服膺于塞万提斯。服膺于十九世纪经典作家，服膺于他的启蒙文学《一千零一夜》，并被鲁尔福所震慑、所折服，如是由衷地感喟：所有拉美作家其实都在奋力写作自己的《圣经》、民族的《圣经》、拉美的《圣经》，只是角度和细节有所不同而已。而我们作为中国读者，中国作者，中国译者，中国学者，也只是文学这座巨大冰山的点或点缀。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每一种阅读，每一种书籍，都是沙堆中的一粒。甲连乙，乙连丙，循环往复，没完没了。而文学是大脑和心灵的最好延伸，就像汽车、轮船和飞机是腿脚的延伸，枪炮、机床、吊车是胳膊的延伸。
再则，文学的确又是“无用之用”，它一不能吃，二不能穿，三不能住，唯一的好处是茶余饭后聊可平衡道器。该出手时学堂吉诃德，该犹疑时学哈姆雷特。诚然，说到平衡道器，又不免有一个用字，或者拿悲剧医治哀伤、用喜剧自嘲嘲人；又或者陶熔诱掖、熏浸刺提，却难以立竿见影。至于能否兴观群怨，则更要看才华、积累和（话语）力量。再说得功利一点，文学还是民族文字的土壤和硕果，而文字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最大传统。其对人类的贡献，大是脱蒙，小谓脱盲。而民族的所有经典，譬如我们的经史子集，皆应中文而在，皆应文学而美。
且说读书的习惯一旦养成，必定终身受益。就各国阅读数量而言，位居前列的以色列便是文学“消费”大国。文学经典老少咸宜，尤其对于阅历较浅的青少年，上可修心明德，中可增才添华，下可消磨时光、权作怡情雅趣或者“心灵鸡汤”。好在青年“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热情四射，希望无限。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有才之人毕竟是少数，是那些有理想、有抱负，而且有毅力、有准备（或天赋）的极少数人；并非所有青少年皆可成才，遑论坐享其成。天上掉不下馅饼来；设若掉得下来，也得起早去捡啊！古人云，勤可补拙，勤可补阙，青春读书犹未晚。想人家萨拉马戈三十岁爱上文学，而后大量阅读；六十岁开始写作，再而后一不小心捧得诺贝尔奖；尽管诺贝尔奖不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更非唯一的标准。反之，爱因斯坦从小喜欢文学，但最终却选择了科学，并视科学为文学的姐妹。可惜他没有认真讨论过文学同科学的关系，倒是在谈论宗教与科学时不经意捎上了文学。他对宗教信仰进行了大而化之的分类与比照，称原始宗教为“恐惧宗教”（神话传说何尝不是恐惧文学？），即人们因惧生教、因骇信教。这与我国古人所谓的“幻由心生”是一致的，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以及文学（神话）起源的言说。同时，爱因斯坦认为第二类宗教是“道德宗教”，即人们出于心灵慰藉或终极关怀而催生的信仰（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尊重起见或基于抚慰的需要，许多科学家即或不信上帝，也会予以搁置（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问题的处理，共产党人不信教，却允许党外人士信仰自由）。第三类显然是爱因斯坦真诚拥抱的“宇宙宗教”，那是物质和精神、自我和万物的双重或双向求索，它服从于人类广义的艺术和科学精神，是源远流长的“爱智”思想在现代与未来的延展。它体现了哲学、文学或科学本体论及“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既向内又向外的无限诘问与探询。后者是由画家高更最先提出的，它非常哲学，也非常文学。它被习总书记引申为“我是谁”、“为了谁”，从而擢升到了更高的境界，一如将王国维治学三论引申为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三境界。
3
成年的反刍
成年是收获的季节，但更是付出的季节，你得给别人讲故事了。于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麻烦来了。
就我从事的这个行当而言，作家固可在年轻时一举成名，创作出划时代的“这一个”、“那一部”，但学者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学术较之创作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也更受制于上层建筑，故而需要更多的阅历和读书等多重积累。天赋固然重要，但学术研究不可能脱离研究对象及其创作肌理、生活环境和文学景态，后三者均可无限延伸至学术史和社会史维度。因此，任何一个课题，都够你恶补一阵子的。随便举个例子，譬如《红楼梦》，你想稍稍靠近它，起码得知道它在乾隆年间还是“诲淫诲盗”之作，自然入不得《四库全书》这等封建王朝的经典谱系（除却诗，实际上戏剧和小说分别被称作优伶之术和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尤其是小说，一直要到维新变法才开始获得正名）；循着“维新变法”的滥觞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它才拂去历史落下的尘埃；而且经由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开启了经典化过程。
说到经典。我知道这又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课题。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说了经典的许多好处，却始终没有明确指认何为经典。自然，反过来说，经典的好处本身成就了经典，譬如它可资反复阅读，它具有多重乃至无限的阐释空间，它可能进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等等。而我想补充的是：一、经典是现时的，也是历史的，但主要是现时的；二、经典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但主要是民族的。
先说第一点。有关证据多多，譬如近现代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浪漫主义思潮。文艺复兴运动是一次经典重估，浪漫主义思潮亦然。前者凭借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喜剧的拥抱，颠覆了在古希腊—罗马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于是，酒神精神使喜剧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首要体裁，而宗教神学的广厦在成千上万喜剧观众的嘎嘎笑声中轰然坍塌。但浪漫主义对悲剧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青睐再一次改变了文学的发展向度，悲剧精神被再次唤醒，莎士比亚悲剧、塞万提斯小说被重新发现并定于一尊。后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固然更为复杂，但文学这个由文与学组成的偏正结构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一而二、二而一，孰因孰果通常很难截然区分。都说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但实际上文学创作同样风起云涌，相对的绝对性（如客观真理）被绝对的相对性所取代。于是，人们言必称模糊，言必称不确定。于是，颠覆了庄严，消解了崇高。这对谁有利呢？也许是资本吧。谁吆喝得响，谁手里有钱，谁就是文坛老大。于是，文坛变成了证券市场。
总之，尽管鲁迅称文学最不势利，而且他对东欧作家的情有独钟证明了自己的说法，但时有偏侧，人有好恶。随着浪漫主义理想的破灭，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将矛头指向了资本（就像大司铎鲁伊斯和莎士比亚对金钱的口诛笔伐）。巴尔扎克堪称其中的佼佼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他褒奖有加。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将现实主义定格在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典型环境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封建法国，而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自由竞争”（马克思语）。这时，资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事物的基本属性、社会的基本状态和历史发展趋势。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批评这位工人作家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是就马克思所说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所言的。恩格斯同时指出，“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那便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这样，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恩格斯所说的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人民群众”。较之法国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确代表了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保证。
但是，近一个时期巴尔扎克被悄无声息地边缘化了。和巴尔扎克一样，托尔斯泰在我国的命运同样堪忧。究其原因，除了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恐怕还有我们的自我放逐和盲目（与西方）趋同、向资本投降等等。
且说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褒奖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列宁认为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特点。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国农民的矛盾。由此，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再说第二点。譬如前面说到的《红楼梦》，它的经典化过程是在二十世纪初完成的，且远未成为世界经典。这多少与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有关。在外文所邀请的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唯邻近的大江健三郎通读过它，余下各位几乎浑然不知其为何物。而目前我们心目中的经典，也是混沌一片。粗略区分，大概有两类。一类受苏联影响，不可谓不重要；另一类是受了西方的影响，或者说别人的送来加上我们的拿来。当然，这其中会有交叉。但问题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和自己需要的经典谱系。这个谱系应该成为我国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甚至说基石也不为过。它设若有过，也早已支离破碎、边界荡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这里既有对外开放之因，也有价值观发散之果，反之亦然。笼统一个是非好坏断然不能厘清其中利弊。需要说明的是，别人的宝贝未必同样是我们的宝贝，别人送来的也未必是我们需要的。这就像美洲印第安寓言所说的，你把渔民的小船搬到自家山区的屋顶供起来，只会压垮茅屋；非特无益，反受其害。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表征，“实事求是”便是青年毛泽东从岳麓书院采撷的朱熹匾（题词）。可见思想可以融会贯通，可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学亦如此。关键在一个化字。且说拉美的寻根运动催生了我国的寻根文学；而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来说，其最大的功用或许是让他重新回到了民族传统，回到了“俺们的老乡”蒲松龄及形形色色的街头艺人（主要是说书人或“游吟诗人”）。
此外，世界文学一路走来，也确有自己的一些规律。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一说抒情诗）、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一说回忆录）是一种规律；由高向低、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也不失为是一种轨辙。当然，这些并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入乎其内还是出乎其外，都很难简单界定。盖因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和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决定的。
话说世界文学由高向低，一路沉降，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倘以古代文学和当代写作所构成的鲜明反差为两极，神话自不必说，东西方史诗也无不传达出天人合一或神人共存的特点，其显著倾向便是先民对神、天、道的想象和尊崇；然而，随着人类自身的发达，尤其是在人本取代神本之后，人性的解放以几乎不可逆转的速率使文学完成了自上而下、由高向低的垂直降落。如今，世界文学普遍显示出形而下特征，以至于物主义和身体写作愈演愈烈。以法国新小说为代表的纯物主义和以当今中国为代表的下半身指涉无疑是这方面的显证。前者有罗伯·葛里耶的作品。他说过：“我们必须努力构造一个更坚实、更直观的世界，而不是那个‘意义’（心理学的、社会的和功能的）世界。首先让物体和姿态按它们的在场确定自己，让这个在场继续战胜任何试图以一个指意系统——指涉情感的、社会学的、弗洛伊德的或形而上学的意义——把它关闭在其中的解释理论。”与此相对应，近二十年中国小说（乃至一般大众文艺）的庸俗化趋势和下半身指向一发而不可收。如是，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于二十世纪末化合成形形色色的后现代形态。而后现代文学的出现客观上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推演与发散（“人权高于主权”便是其典型论调）。是谓下现实主义。
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人物内心由行动来彰显，譬如延续至今的京剧表演，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动作（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诗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还说：“从某个角度来看，索福克勒斯是与荷马同类的摹仿艺术家，因为他们都摹仿高贵者；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又和阿里斯托芬相似，因为二者都摹仿行动中的和正在做着某件事情的人们”。但同时他又对悲剧和喜剧的价值做出了评判，认为“喜剧摹仿低劣的人；这些人不是无恶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丑陋的一种表现”。这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希腊哲人对于文学崇高性的理解和界定。此外，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恩格斯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独白所取代，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由外而内的一个明证。
由强到弱则是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从神至巨人至英雄豪杰到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过程。神话对于诸神和创世的想象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古希腊悲剧也主要是对英雄传说时代的怀想。文艺复兴运动以降，虽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当然还有虚无主义）才开始大行其道。而眼下的跨国资本又分明加剧了这一趋势。于是，宏大叙事变成了自话自说。
由宽到窄是指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如果说古代神话是以宇宙为对象的，那么如今的文学对象可以说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昆德拉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就曾指出，“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而“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想到了奥维德及其经典的变形与背反。
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情感教育还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说，都使文学肩负起了某种集体的、民族的、世界的道义。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则从不同的角度宣达了东西方先民的外化的大我。但是，随着人本主义的确立与演化，世界文学逐渐放弃了大我，转而致力于表现小我，致使小我主义愈演愈烈，尤以当今文学为甚。固然，艺贵有我，文学也每每从小我出发，但指向和抱负、方法和视野却大相径庭，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比史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深广，恰恰在于其以己度人、以小见大的向度与方式。
上述五种倾向在文艺复兴运动和之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众所周知，自由主义思潮自发轫以来，便一直扮演着资本主义快车润滑剂的角色，其对近现代文学思想演进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它甫一降世便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欧洲的封建制度、扫荡了西方的封建残余。但它同时也为资本主义保驾护航，并终使个人主义和拜物教所向披靡，技术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甚嚣尘上。而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载体，无疑也是自由主义的温床。十四世纪初，但丁在文艺复兴的晨光熹微中窥见了人性（人本）三兽：肉欲、物欲和狂妄自大。未几，大司铎鲁伊斯在《真爱之书》中把金钱描绘得惊心动魄，薄伽丘则以罕见的打着旗帜反旗帜的狡黠创作了一本正经的“人间喜剧”《十日谈》。十五世纪初，喜剧在南欧遍地开花，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恶搞充斥文坛。十六世纪初，西、葡殖民者带着天花占领大半个美洲，伊拉斯谟则复以恶意的快感在《疯狂颂》中大谈真正的创造者是人类下半身的“那样东西”，唯有“那样东西”。十七世纪初，莎士比亚仍在其苦心经营的剧场里左右开弓，而塞万提斯却通过堂吉诃德使人目睹了日下世风和遍地哀鸿。十八世纪，自由主义鸣锣开张，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向拓展……一不留神几百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不论你愿意与否，世界被跨国资本拽上了腾飞的列车。
在此过程中，文学（经典的背反）始终没有停歇。这就是文学的矛盾，也是人类的矛盾。何去何从，有待我辈及后生努力。
4
老年的安慰
在微时代，在“二次元审美”时代，我的这篇文章够古板。但是，没法子啊！迄今为止，我人生的大多数时光都与书为伴、与文学为伴：幼时被迫背书，其中多半是一知半解的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儿时照例上学读书，少年则因“文革”失学而不得不窃书……一晃几十年过去，这世界终于使文学和书变成了老古董。我自己又何尝不是？
博尔赫斯认为书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他这么说是认真的，毫无谄媚之意。当然，他所说的书不包括泥板、贝叶和竹简，而是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后的物事。这个蠹书虫，一辈子待在图书馆里，晚年曾经这样写道：“我一直都在暗暗思量，天堂该是图书馆模样。”呵呵！只可惜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已经繁衍出了千百万连《红楼梦》都死活读不下去的后人。对于这些后人，我无话可说。他们中不乏今朝有酒今朝醉、轻松潇洒走一回的“爽人”，也不缺直言不讳地奉“不劳而获”、“逢赌必赢”为座右铭的“丝”。但愿他们万事顺意！我做不了庄子，也不想做惠子，鱼是不是快乐于我何干？我这么说也是认真的，且毫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醋意。因为，曾几何时，我们的先人言必称“诗书传家”。所谓“人生无非积善，传家唯有读书”，或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此等等。当然，我并不完全相信古人的说法，却不知咋的就把读书当成了生活方式。
此外，问题在于古人所谓的读书，关键还在一个用字——博取功名的敲门砖是也。“无用之用”实在只是极少数落寞文人反功利的自我慰藉罢了。这样说来，我们或我们的先辈其实也不尽是为读书而读书的。况且那年代唯书可资消遣、怡情，舍此其何？于是，我不得不扪心自问：你又何必责备后人、苛求来者？他们有他们的活法。再况且他们或他们的后人才是我们的评判者和终结者。
这是我等的命运、我等的幸福，也是我等的悲壮、我等的无如；我等无怨无悔。
但这又何尝不是人类的矛盾？
海德格尔说过，人的最大悲哀是“向死而在”；用德里达的话说，则是“知死而生”。它恐怕也是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证之一，但这个显证恰恰是人类的悲催。而文学多少可以使这种悲催显得不那么悲催。这也许是文学的另一个好处：人生最可信赖的伴侣和安慰。此外，随着全球化和人工智能的扩展，作为人类情感的最佳表征，文学也许将取代乡思，成为未来儿童的最好记忆，一如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最好记忆。
最后，其实没有最后，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篇可以无限延续的散文。说到散文，我又不能不感佩中文的美妙和丰饶。譬如这么一个简单的词汇，不仅西洋文字中找不到贴切的译法，而且连中文词典的释义也罕有贴切的。说体裁固可，谓风格亦然，却都有歧义。《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诠释：一、有别于韵文；二、有别于诗歌、戏剧和小说。不能说词典没有道理，却道不尽然，理尤可辨；顺便说说罢了，有意者不妨读读冯至先生主编、冯至和季羡林先生作序的《世界散文精华》。在此，我姑且将散文称之为文之文，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得明、说得白；一如《世界文学》是永远鲜活、永远说不尽的书之书。
作为结语，我想最好是没有结语，盖因此时此地难为情：我本愚钝，终其一生也难就文学这座冰山说出几多令人信服、闻而不忘的好处来。但是，职业使然，我却天天徘徊于斯，试图接近它，以窥其全貌、入其内核；同时，又惟恐不识冰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此，我常常藉聂鲁达的诗句聊以安慰。他说，真正的诗人乃是每天赐予我们面包的人。我猜，他说的这个人包括农民、工人及一切为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而忙碌的、不可或缺的各色人等。即或就文学而言，读者、编辑、作者、译者和学者也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没有高下尊卑之别。我们的职责是以最谦卑的方式对待共同的文学，对待文学从出并反哺、评骘和滋润的生活。于是，此时此刻，我有了关于文学的诸多思路，但因篇幅所限，不得不暂且打住。于是，我想起了诗人柯尔律治的那个多少有些玄奥且非常文学的问题：设若你梦见自己去了天堂，并从天使那里接过一枝玫瑰；而你醒来之时，玫瑰就在手中。又当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