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大跃进年代“吃食堂”

（税月牛痕）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以“大跃进”为主要印记的“三面红旗”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全国5亿多农民，为了适应“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被迫放弃了世代相传的以家庭为单元的生活方式，携家带口地走进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为他们兴办的“公共食堂”，过起了现代“乌托邦”式的生活。笔者当时是一名小学生，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后代，亲历了这段荒唐事件的全过程。

10天时间正式“开伙”

改变人们数千年生活习惯的变革，在“一天等于20年”的狂热年代，过程竟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

58年8月上中旬，报纸上首次出现了河南建成人民公社的报道。随之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著名号召。被经年累月的“整风反右”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级干部，在主席的号召面前，响应唯恐嫌迟，没有谁敢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半点的怀疑与懈怠。58年8月30日，中共淮阴地委向全区发出了《关于大办人民公社的意见》，之后，全区仅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即于9月13日宣布全部实现公社化。全区12个县共成立259个公社和12个国营农场。入社农户达1210548户，占总农户数的97。6%。270多个公社（农场），又以生产队为单位，建起了68000多家公共食堂。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就这样恍如梦游一般，一步登天跨进了“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计酬”的准共产主义生活。

笔者所在的生产队是原淮安县城郊公社下关大队第五小队。全队有两个自然村50多户人家，130多口人。当时的生产队长叫王兆恒，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由于我父亲读过私塾，当过私人粮行的管帐先生，因此被生产队用为会计，也兼食堂的会计。

食堂的房子是金姓一户人家无人居住的空四合院子，主要建筑是上下两排草顶堂屋加上面东的一排穿堂。该房屋主人自分家分得这处房产后，一直在上海生活，从未回来过。使用这样的房子做公共食堂，这在当时连牲口家具都搞记价入社的大背景下，是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食堂的硬件准备，主要是盘砌起一座两甑一锅的三眼大灶，以及拆除所有房屋的内部隔墙，好放置各家带来的桌椅板凳。这点点杂活，对于处于高度亢奋情绪下的社员来说，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已被确定为食堂炊事员的本家“三瘸子”，虽然走路一颠一跛的，但精力充足，嗓门特别洪亮。原定一个星期完成的事情，结果只用了四天就全部就绪了。各家带去的桌椅板凳，齐刷刷地摆满了上下堂屋。我家由于人口较少，正好家里又有一张不大的“半桌”，便带去权充了餐桌。

离食堂开伙做饭还剩最后两天的时候，公社传下话来，按大队组织各生产队队干及食堂工作人员，去离本大队五里远的万友乡参观人家的食堂。我当时年龄小，也远远地跟着人群去瞧了趟热闹。自己虽然看不出什么道理，但从参观回来大人们的谈话中，还是觉出多数人还是很兴奋的。只不过到晚上，父亲回家后，轻轻叹了口气说了句：作孽啊！倒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队的食堂从筹办到9月20日正式开伙，前后一共只用了10天时间。

最拥护吃食堂的是杨小龙

说到集体吃食堂，最兴奋、最好奇的是各家的孩子；但要论谁从心底里最拥护吃食堂，则要数村上的杨小龙。

小孩子天性就是“人来疯”。过去一家一户吃饭，最多也就那么几口人，每天都见面，谈不上什么新鲜感。现在不同了，一到吃饭时间，一百多号人聚在一起，排队打饭的，熟人聊天的，小孩打闹捉迷藏的，加上性急的年青人筷子汤勺的敲击声，这里不谛成了孩子们快乐的天堂。我当时是小学生，处于儿童和青年之间，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自己总体上是很感兴趣的。但时间不长，自己便也从大人们的眼神暗语中，觉出有一些什么不对的地方。

大家背地里嘀咕最多的，就是杨小龙一家。

小龙弟兄三个他排行第二，父亲去世得早，全靠母亲好歹将他们带大。三兄弟最大的18岁，最小的15岁，正是“饭榔头”的年纪。这杨小龙自小到大，除了鼻子下面永远流着两条“黄浓”鼻涕外，唯一让人称奇的就是食量大。

食堂刚开伙时，各家吃多吃少是没有计划的。每次小龙家打来的饭食（主要是玉米面窝头和黑麦面馒头）都要装满一大面盆。炊事员为图省事，窝头都做得特别大。用我妈的话形容就是“有小孩子头大”。小龙一个人一顿要吃4个，且青菜烩粉丝管够。这样的日子在他家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小龙的母亲过日子素来缺少计划，且喜欢玩纸牌，因此全家饥一顿饱一顿几乎成了寻常事。合作社后，小龙也到了劳动力的年龄，但“懒龙”名声在外又加上老气横秋，所以谁都不愿意和他搭档干活。邻里之间帮忙搭个猪圈、屋顶理理草什么的，饭倒是管饱的。但一般人家想想小龙能吃不能做，因而也就没有人愿意请到他帮忙。因此，对于杨小龙来说，哪一天能顿顿吃饱肚子，这一直就是个奢望。

现在，国家号召办集体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计酬，这样的消息，对于杨小龙来说，无疑是太及时、太惬意了！

从一得到办食堂的消息起，杨小龙就几乎没有一天不去食堂的工地上转悠。在大队组织人去万友乡参观食堂之前，杨小龙就提前两天发布了“万友乡食堂泔水缸里都漂的是肉”、“泗阳那边都已经实行十三包了”等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新闻。

待到食堂开伙后，几乎顿顿饭都是杨小龙家第一个领到饭菜开吃。看着杨小龙家饭桌上如雨的筷子和风卷残云般吃剩过后的残羹，一些平时肚量大点的，只是微微邹邹眉表示厌恶；但一些原本就小鸡肚肠、无事尚且生非的主儿，则时不时地找出茬儿，拉上队干部去小龙家的饭桌上理论一番。理论的内容无非是他家的白菜烧粉丝怎么这么稠啦，凭什么他家的烧土豆吃剩下，我们家来迟一脚就不够吃等等。

队干们碰到这类的事情，总感到十分挠头，多数情况下是把双方都呛白一顿。但呛白归呛白，争吵的双方不到自己都感到嗓门难受支持不下去了，是决不会主动休战的。在我的印象中，唯一一次争吵时间最短的，是我父亲劝架的那回。记得当时父亲说了句：“你们都别吵了，就这样的日子能过长了就不错了！”当时的情景是父亲的话语刚一出口，满屋子的人都静了下来，连争吵的主角杨小龙也怔怔地愣在那里，再没有说出话来。

后来队上集体食堂的发展情势，果然被我父亲不幸言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公共食堂的运作方式，就出现了质的变化。

谨小慎微的父亲死在食堂会计任上

管粮管草的父亲，是对食堂的生存现状再清楚不过的。

58年是全国上下浮夸风最盛行的一年。在去公社的路上，随处可见亩产万斤以上的丰产方标志牌簇立在田间。我家祖屋的山墙由于紧挨公路，也被搞宣传的秀才们画上了几枚硕大无朋的花生，并写上一首顺口溜：“花生大王，千人难扛，放在屋旁，压歪了山墙”。在淮阴地区统计的农业生产年报中，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10亿斤，是上一年已然虚报浮夸下形成的数字的2。5倍，其中淮安县玉米平均单产更是超过了10000斤！而实际的情况是，淮阴地区粮食实收数当年仅为26。7亿斤，与57年实收数相比还下降2。3亿斤！以至省政府在年底前后不得不紧急调运9000万斤粮食支援淮阴。

望着日渐减少的库存粮食，看着公共食堂里丝毫觉察不出半点危机的邻里乡亲，父亲的心都揪疼了。父亲多次向其它队干建议：照目前公共食堂的这种吃法，再大的家当也支撑不了，要尽快实行按人定量打饭；过去我们这里的地主人家，也不见得顿顿饭都吃粮食而不吃一点代食品；田里的庄稼一定要收干净，现在地里的粮食散落的太多了，这样子糟蹋粮食是要遭天报应的！

父亲梗直的话语，虽然得到队里多数社员的赞同；但与当时举国上下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大风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父亲的言行很快就引起了公社派驻在大队的社教人员的注意，在数次队主要干部的会议上，该人员多次质问，五队怎么能让这么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来当食堂会计？父亲为人谦和率真，又识文断字，因此在40年前后，曾被当地民众普选为下关东镇镇长（当时属国民党韩德勤统治的地盘）。由于身负这样的历史包袱，父亲平时的为人处事还算是谨小慎微的。但其率真的天性，又让他在此类是非分明、但却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屡屡暴露出自己城府不深的幼稚。父亲在得知有人查问自己的历史问题后，思虑再三，便向队委会提出了辞去食堂会计的请求。队干们虽然明知我父亲是最最合适的人选，但迫于压力还是同意了我父亲的请求。于是食堂会计的重任落到了我的一个远房堂兄的身上。

堂兄年龄太轻，业务生疏，好玩而又容易冲动，很快就遭到从干部到社员的一致反对，罢黜举措在10天以后就发生了。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队干们反复权衡，几次三番地找上门来开导和动员，父亲终于无奈地再次回到了食堂会计的位置上。

经过这次的起落变故，父亲脸上的邹纹又深暗了许多。经久不停的咳嗽，使他原本单薄的身躯更显得佝偻的厉害。在对待如何办食堂这个问题上，父亲虽然仍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对工作也仍是一丝不苟，但在公开场合，父亲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鲜明和冲动，多数情况下，更是被沉默所代替。

说不清是客观的情况使然，还是我父亲及其他队干明里暗里的推动，五队食堂在经历了最初的红火之后，勉强维持了不到100天的时间，便宣告取消饭菜管饱、不上计划的做法，而改为按人定量打饭打菜的办法运行。到临近春节时，由于大家对菜的品种口味矛盾太大，队委会再次作出决定，宣布今后公共食堂只负责按人定量供应主食，吃什么菜由各家自行解决。

五队食堂当时的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多数食堂后来都陆续采取的方式。但五队食堂由于实行的比较早，决策人还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此后，五队食堂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直到61年元月彻底解散。

父亲在食堂会计任上，能让我觉出所谓“沾光”的，那就是父亲从食堂里拎回煮胡萝卜水，然后再熬成糖糊糊吃这件事了。食堂锅大，煮的胡萝卜多，捞去胡萝卜后的汁水，里面的甜味就特别浓。回来再一熬，简直比小贩卖的梨膏糖还甜。这就是父亲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仅有的一两次“特权”！

60年元旦前夕，父亲咳喘病再次发作。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为父亲治疗的崔麻子仅是一个乡村医生。他只顾给病人止咳，却不懂麻黄素对神经系统的致命的麻醉后果。结果父亲因被施用了过量的麻黄素，稀哩糊涂地离开了我们，享年仅54岁。

在清理父亲遗物时，除了一把算盘，一本账本，一支水笔，唯一的发现就是一个存折，那是全队社员的所有家当。存折上的余额与账本上分毫不差：6。90元。

我与打饭的木茶桶

自食堂实行按人定量分食制以后，我家每次打饭的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由于我个子小，母亲从家里翻出了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木制茶壶桶让我打饭用。茶壶桶比水桶要小，一边还留有一个豁口，是让放在里边保暖的瓷茶壶嘴子伸出来倒茶用的。我家正常三个人的饭，即便是早晚的玉米面粥，也到不了豁口边。

从我家到公共食堂，路程不算远，总在一里半路左右。正常空桶去的时候，我把茶桶的铁把挂在肩上，很轻松地就到了。但回来的半程，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早晚的稀粥，打好后离边上的豁口，也就那么不到一寸，走起路来，稍有颠簸，里面的粥就会溢出来。再加上我年纪小，拎上这么个比我矮不了多少的粥桶，本身就比较吃力，茶桶的把子又是细铁丝的，拎的时间一长，手掌被勒得生疼，因此一路上少不了要息上好几回。

打饭的次数多了，我逐渐在沿途确定了几个比较固定的休息点。一处是生产队地头的水车棚旁，一处是北头河边的大柳树下，再有一处是临近祖屋后自留地边的高埂上。选择祖屋后和柳树下面休息，完全是因为路程远近的关系，而选择水车棚旁息脚，却是因为那里正对生产队的一片面积不小的农田。农田里一年四季总有些让人嘴馋的萝卜、瓜蔬之类的作物。而这些作物，对于饥肠碌碌的孩童来说，其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自己也记不清从这块田地中，到底获得了多少带有泥土清香的美食。以至于后来每读到鲁迅先生的《故乡》，读到其中“一轮金黄的明月，挂在深蓝色的夜空。。。”美文时，总会从心底里升腾起一种恍如置身其中的、说不清是美好还是酸楚的感觉。

公共食堂在粮食问题上窘境，很快又从打到我家茶壶桶里的三餐反映了出来。刚开始实行分食制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打回去的饭、窝头、粥，还能勉强让家人吃饱。一次食堂吃赤豆饭，母亲不在家，是我喂的四岁的小侄女。小家伙吃饭不知道停，只知道饭来就张嘴，结果被我喂得肚子撑得滚圆，几天不吃不喝，直把我母亲吓得不轻。

往后来，窝头越变越小，粥越变越稀。各家各户去打饭的人，也越来越计较炊事员称饭时称杆的高低，打粥时大勺子的水平与否了，三天两头还会有人把已打回家的饭食又拎回来让炊事员重新过称。

待到食堂的稀粥里也出现了胡萝卜，整个农村的粮食问题已经是十分的严峻了。食堂能供应给社员的饭食，几乎只能够一个正常人饭量的一半不到。家家户户都在食堂供应的主食之外，又在家里烧煮了大锅的南瓜、白菜、豆角等充饥。再往后来，瓜菜都被吃光，人们又将目光投向了长在荒田野塘的各类野菜上，其中有不少野菜，过去是连猪都不肯吃的。

我当时的年龄，仅有十一、二岁，我还搞不懂母亲为什么非得要让我顿顿去吃那缺盐少油的萝卜白菜。为了防止我光顾吃主食而不吃代食品，母亲总是尽可能先把萝卜瓜菜等与主食混到一起。记得有一次食堂难得供应米饭，我打饭刚一回来，母亲就让我把大半铁锅的胡萝卜往里拌。我没好气地拿起铁铲就往茶壶桶里一阵猛捣，结果将本来就不十分结实的木茶桶桶底给捣了下来。惹得母亲结结实实打了我一巴掌。事后，母亲让我把桶板、铁匝一件不拉地拿到村西的卜木匠家，从桶底去掉一圈，才勉强修好又继续用来打饭。

吃食堂时期木茶桶与我分离最久的一次，就是60年署假我去乡下姐姐家去那一次了。姐夫当时在本县顺河乡供销社，是个人人眼红的单位，我在那里生活了一星期。供销社也吃食堂，可那里的食堂无论从饭菜的品种，还是数量，都远不是我家里的食堂能比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它那里的菜好像滑爽爽的，特别香（其实就是油水多）。尤其让兴奋的是，到了天黑，夜深人静下来，姐姐还会生起炉子，为我煎上一两个鸡蛋。当我因开学在即将要回家时，姐夫颇费筹措地为我准备了一盘豆饼，这在当时可是紧俏万分的救命之物。姐夫特地找了一个熟悉可靠的蹬二轮车的，将我送回家来。

当我回家拎起木茶桶继续我的打饭活计时，从周围各乡，纷纷传来了公共食堂关闭的消息。五队的食堂由于管理的比较严格，在公社、大队的多次表扬声里，又苦撑了一段时间，直到61年元月，一个特发事件，才让其彻底停了下来。至此，与我相伴了两年多的木茶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使命。

白里透红的炊事员“三瘸子”

“大跃进”时期，人们的脸色普遍是黄灰色外加一丝青绿。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患浮肿病的人也随处可见。在这样的大“背景色”下，如果能碰到一个面色白里透红的人，那绝对是让人侧目的。

“三瘸子”就是这么一个让你惊奇的人物。“三瘸子”本名叫陈凤栖，是我的一个本家堂兄，在家排行老三。小时得过轻微的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丢一丢的，因此背地里多数人都叫他“三瘸子”。

实行分食制之前，“三瘸子”的肤色与大家都差不多，在众多的男人中间，他只能算是“不黑”而已。“三瘸子”小时候上过几天学，人又非常的精明，队里开始筹办食堂时，就被指定为食堂的炊事员。

“三瘸子”对待食堂的公家事情，那是没什么可说的。前面提到的食堂垒灶拆墙等事项，“三瘸子”在里面领头协调，既能说又能干，队里上上下下，没有不佩服的。待到食堂正式开张起来，全队百十号人的吃饭头等大事，更是让“三瘸子”的办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每顿饭需要多少粮食下锅，油盐酱醋各要添买多少，“三瘸子”一般情况下都是一口清。在碰到有些开支较大需要队干们集体拿主意的问题时，“三瘸子”经常能在关键时刻，用他那洪亮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久而久之，“三瘸子”虽然在职务上仅是食堂的一名炊事员，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风头几乎已经盖过了除正副队长之外的其它队委，俨然有了队里“三把手”的气象。

就在“三瘸子”的威望与日俱增的关键时刻，他与普通人群面色上的差异，无声无息地扩展为阻止他威信进一步提升的巨大横沟。

吃食堂初期，人们对灾荒可以说完全没有准备。终日的紧张、狂热，没有人去分辨谁的肤色怎样怎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年累月备受饥饿煎熬的人们，终于从肌体感觉之外的肤色上读出了灾荒留在人们身上的印记。当人们在某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在一大堆灰暗青绿的面孔中，竟然有一张白里透红的面容时，就好象猛然找到了导致自己饥饿的原因，于是立时便把所有的愤恨和不满都发泄到这张面孔上：

多吃多占首先是“三瘸子”确定无疑的罪名，那张白里透红的脸就是铁证；打饭“看人兑汤”严重不公，包庇家人队干部，这项罪名，说的人不少，但真要拿出实据来，也还不那么容易；作风不正，漂亮的女的来打饭，就保准多打。这一指责，虽然有时连传的人自己都有些胆虚，但却传的最广。一时间，“三瘸子”的这些传闻，几乎成了五队社员家前屋后的所有谈资。

最先向“三瘸子”公开发难的，是杨小龙母亲。那天我在食堂打饭还没走，杨小龙的母亲就一路骂骂咧咧地闯了进来，上去就将小龙刚打回去的饭食往称饭的铁皮盘子里一放，喝叫“腿瘸眼也瞎”“三瘸子”自己看称。“三瘸子”对杨小龙母亲一贯的骂街行径是司空见惯的，但这一回，对方将骂街矛头直接冲向自己，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从称星上看，打给小龙家的饭食份量是不足。但精明过人的“三瘸子”立刻就作出了回击：打出去的饭是热的，水气跑了还能不轻一些？再说小龙路上谁能保证没偷吃！争吵到最终的结果，是别的炊事员从锅里象征性地又补了小龙家一团饭。

有了这一次的开头，无边无际的猜疑和责骂就象原本张开在黑暗中的蛛网，突然被猎物搅动，一下子有了明确的目标，炊事员“三瘸子”几乎成了五队社员人人口诛挞伐的靶心。

说来也怪，在五队食堂里做事的人员，连“三瘸子”在内，也有三、四个人，为什么大伙不向别人发火，却偏偏都向“三瘸子”发？其实，说穿了这里的原因也简单，一是因为“三瘸子”在食堂里是个主事儿的；二就是“三瘸子”腿虽瘸，但吸收消化功能好，多吃了点，全放在了脸上，让人一目了然。

也有人算计着想将“三瘸子”的炊事员职务顶掉，但所提动议根本就没法上队委会研究。这倒并不是因为“三瘸子”打饭将队干们侍候得好，而是因为这时全国农村的大办食堂形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逆转，不少地方的食堂已经先后关闭。而五队食堂却一枝独秀，多次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三瘸子”有功于斯。再说，谁做炊事员都要多吃点，已经养肥了一头猪，还要再做冤大头去喂一头饿虎？

于是，“三瘸子”终于以他那白里透红的“另类”脸色，伴随五队食堂走完了全部历程。食堂解散后，更严酷的大灾荒继续揉躏着中国大地，“三瘸子”也很快回归到面色青黄的人群中。

一场大火让公共食堂寿终正寝

就在五队食堂维持着外表风光，仍然在艰难地运转之时，全县、全地区乃至全国农村脆弱的粮食基石，终于经受不住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三股邪流的轮番侵袭，无可幸免地瘫塌了。

最早从外县传来的让人震惊的消息，是泗洪农村上万人饿死的“泗洪事件”；紧接着又从更远的安徽农村传来“老鼠吃人”、“人吃人”传闻。一时间，村上的大人小孩，几乎人人陷入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市场上除了黑市粮食紧俏外，金银首饰的价格低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付金耳环，换不来20斤玉米。一个普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袋山芋。“五级工，一担葱”，更是当时社会上流传极广的形象哩语。我偶尔一次进城，看到当时淮安县最大的国营饭店“淮安饭店”贴出的营业招贴，上写“高级饭”一桌108元（相当于一个普通教师四个月的工资），主食竟然是黑麦面馒头！

还有让淮安老百姓至今仍感叹不已的消息：淮安县委书记李仲英，因抵制浮夸风下形成的高征购，宁愿去省城受处分，也不让再从淮安调出粮食，结果人被逼疯，因此失去了工作能力。

上述的所有传闻，经笔者事后至今的查证，都是真实的。其中泗洪饿死人事件，其饿死人总数竟达到17256人。另外，泗洪还有51529人患浮肿病，占当时泗洪人口总数的9%以上。对县委书记李仲英，笔者在与年岁稍大的干部教师交谈时，经常听到他们发至内心的称其为“李青天”。一任县委书记，能在其隐出政坛数十年后，仍在干部百姓中拥有如此的口碑与威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笔者所在的城郊公社下关大队，与上面所记述到的地方相比，情况要稍好一些。但社员群众在食堂供应的饭食之外，所用来充饥挡饿的物品，至今天罗列起来，仍然是让人感到十分震撼的：除上面提到的白菜、胡罗卜、南瓜、豆饼、野菜之外，萝卜英子、山芋叶子、榆树皮、扫帚柳叶子等，均是各家常见的食物。稍有一点门路的，能从豆制品厂找人批条子买来豆腐渣，能从酒厂买来酿酒后的剩余物山芋渣，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罕见的奢侈食品。与五队仅一河之隔的螺丝村，生产队管理比较混乱，社员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凄惨。其中有一户马姓社员，一家四口全部患上浮肿病，由于饥饿难忍，就从地底挖掘一种叫“观音土”的河泥充饥，结果吃下后连屎都拉不下来。

五队的食堂就是在这样芨芨可危的大环境下，艰难地支撑到了61年的元月份。

当我得知食堂失火的消息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打早饭时间。母亲见我揉着惺松睡眼正在摸弄木茶桶时，对我说：“今天不要去了，食堂夜里失火已被烧光了”。

听了母亲的话，我一下子怔住了，放下茶桶，便向食堂的方向跑去。老远就见食堂的屋基处，已是一片废墟。大队、小队的干部都在那里，还有穿公安制服的人在废墟上丈量察看着什么。在废墟一角，原在食堂专管烧火并负责守夜的金二爹，一脸惶恐地呆坐在那里，两眼无助地望着在现场察看的干部们。

事后听大人们传说，现场堪查没有发现人为纵火的痕迹，食堂失火的原因，是金二爹头天夜里的灶火没有清理干净造成的。

就在各家都在为食堂没了，忙于到队房里去领口粮时，一声尖厉的警笛，打破了小村的宁静。紧接着，一阵零乱而杂沓的脚步声响到了屋后，有人高喊着：公安局来抓人了！我和母亲连忙循着喊声跑过去，只见一辆土黄的警车停在路边，两三个公安人员正架着金二爹向车上走去。原本就比较木纳的金二爹，此时已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几乎是被拖架着弄上车的。

这就是家乡的公共食堂留在我的印象中的最后一张记忆截图！

由于五队食堂是全公社乃至全县都数得上的样板食堂，就这样毁于一场大火，因此金二爹被判了在三年徒刑。

苦涩的记忆已然十分的久远，我真的不想在再回到这段让人心酸的往昔中去。

2006。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