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周年祭
今天,2017年9月6日,翻看自己在2008年春天所写的一篇关于纪念母亲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心情依然沉重,往事历历在目……
转眼之间,母亲去世快一年了。
去年的今天下午,也就是2007年4月16日的下午,母亲从县医院第一次住院出来,我和大哥、大嫂以及三弟一起把她接到我家。母亲从一楼上到五楼,虽然有点吃力,但她还是坚持要自己上,居然一会儿就上来了。坐在客厅,目前面带微笑,慈祥地看着我们一家人。我突然想到要把这种情景记录下来。于是我拿出了一部老式照相机,给母亲照了几张相。之后,我们陪着她去挑选寿衣,我想母亲已经69岁了,如果万一不测,她能够穿上自己愿意穿的衣服。站在二中对面一家寿衣店的门口,母亲对里面张望了几眼,面容明显的带着几分悲伤,眼角微微带着泪痕,转身她对我说,挑选寿衣,好像就离那个地方不远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竟然又陪母亲到照相馆照了一张遗像,母亲是那么地不情不愿,但她还是端端正正地照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叫母亲挑寿衣和照相。这样做,让母亲伤心了。母亲,你能原谅儿子吗?
我们想让母亲在医院治疗得彻底痊愈了才出来,可母亲不肯。母亲说,家里的猪没人喂,木耳也要种,包谷也要点了,她不能在医院耽误得太久,她急着回家。第二天一早,我找了一辆车,把母亲和大哥们送进车站,母亲当天就回去了。邻居们说,第二天一早她就下地锄洋芋草,她拖着并未痊愈的身体忙个不停。我天天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可她总说不要紧,清明节的前三天,我在县上做清明,中午给她打电话,她说她也剪了些清明吊,到父亲和祖父母的坟上做清明,其实我在内心里想让她知道,万一有一天她不在了,我们即使不能回去,过时过节也会给她烧纸祭奠她的。她果然体力不支,病情俞发严重。准备接她再进县住院,可她硬要先在门口治,也许能好。先在叶全青处治了三天,又在张明娃处治了五天,结果是病情日重一日。我在电话中说,妈,我还是接你到县上来治吧,到县上治还有希望,在乡下,怕把病情耽误了。母亲先是不肯,后来她说万一路上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万一在县上治不好怎么办?原来母亲既担心路上经不起折腾,又怕如果县上治不了我们不送她回去,更主要的是怕给儿女们添麻烦。越到老年,越有许多丢不掉的东西,落叶归根的情感越深。她怕如果在县上治不好,我们把她葬在县上了。于是我向她保证,万一出了意外,我保证送她回老家。在老家的祖坟旁,有一块坟地,母亲早就看上了,她不止一次地跟我说,她死后要到那儿去,生怕那块地被别人占去了,又怕我们做儿女的不随她的愿。听到我的反复保证,母亲同意第二次进县治病。
4月28日一早,我驱车回老家接母亲,途中一座桥被挖了,车过不去。我急忙给大哥打电话,叫大哥找车往这边送,我的车从这边往那边接。大哥和大姐夫好不容易雇了一辆车,把母亲送到那座断桥处,这时我的车也过去了。我急忙下车走过断桥,拉开车门握着母亲的手,母亲艰难地靠在车座上,面容已经十分憔悴了,但她却说“我咋这样地麻烦你!”这时我的眼泪几乎要出来了。我要背母亲过桥,母亲还要坚持自己走,她哪里海能走啊,站立都很困难了。我背着母亲,从被挖开的一座断桥的废墟上走过来,把母亲接到我的车上,我把随带的几颗新鲜的樱桃送进母亲的口中。母亲靠在我的身上一路来到县城,当晚我们就把她送进了县医院。主治医生刘建青给母亲作了常规检查,不大一会儿把我叫到办公室,叫我在母亲的病危通知书上签字,我一下子惊呆了,我想母亲不至于走的那么快啊。因为母亲患的是肺原性心脏病,这个病2005年春节在周至就检查出来了,这两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我给刘医生说,请你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治好我妈的病。
前几天适逢“五一”放假,我们天天在医院招呼给妈打针,同时把小妹也叫回来了。妈在医院起初是可以下床走动的,神志清楚,情绪不错,大多时候脸上都是笑眯眯的,吃饭也还可以。只是脚上肿了,浑身没劲,腹部还有些类似瘀血的紫斑。经过大约十天的治疗,母亲脚上消肿了,病情似乎好了许多,和病友们有说有笑,医生说,再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妈听了高兴,我们也高兴。我说,要把妈的病彻底治好了,治到自己能到院子里走动了才出院。5月16日一早,医生查完病房后说,看来19号床位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转,你们想出院就可以办出院手续。可我看妈还有些站立不稳,病情没有根本好转,就坚持再打几天针。
5月19日早不到8点,我去给母亲送饭,是一张煎饼和一碗稀饭。母亲说,老三已经送过了。这时她的面容似乎就有些不对,表情暗淡,情绪很低落。侄儿明琨在病房陪着她。中午我给她送了一碗面页,还有一块馍,她吃了一点面页,没吃完,馍也没动,叫侄儿吃了。医生是叫她这天再作一下尿检的,我把体液管子挪了挪,准备把便盆倒了,母亲还说等她针打完了以后自己倒。下午四点左右,我怕母亲饿了,就从冰箱里取出元宵,煮了10个,煮得熟熟的,送过去扶侍母亲一个个地吃下去,母亲吃了,把汤也喝了。哪里知道,那天竟是母亲的大限之日,那餐饭竟是母亲吃下的最后一顿饭。因为家里有人,妻子嘱咐我早些回去,我在招呼母亲吃了后,便回家了。我清楚地记得,在病房门口,母亲还深深地望了我一眼。
下午五点半,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母亲病情加重,情况危急。我来不及换鞋,飞快地往医院跑,边跑边给三弟、四弟打电话,让他们火速赶往医院。不到五分钟,我赶到病房,医生已经开始对母亲进行抢救了。此时母亲眼睛似睁非睁,气息若有若无,医护人员拼命地做着人工呼吸,其中一个医生叫我赶快去取抢救药。我取药大约花了五分钟,等我把药取回来时,母亲已经不能说话。大约六点,医生把我叫出来,说已经没办法了,叫我们给母亲料理后事,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六时二十分,母亲永远停止了呼吸,安详地去了。我立即叫三弟大亮再取一套寿衣,因为原来买的那套已经捎回老家了,趁着母亲身子未凉给她穿上,这样穿上的衣服能够平整些。是薛明喜和他的母亲帮妈穿上的衣服,衣服的档次、样式和原来妈自己看过的基本一样。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分别给大哥、大姐夫打电话,告诉了他们这一噩耗。亲友们陆续赶到了。我让儿子赶快找来三块玉石,分别在母亲的脖子上挂一块,两只手里各攥一块,我的儿子拉着奶奶的手,久久不愿放下。在县上,母亲的孙子只有明瑶和明琨,他们俩跪在奶奶的身边,深深的磕了三个头。
收拾停当,我请了一辆救护车,和三弟、四弟一起护送母亲的遗体回老家。漆黑的夜里,我心欲碎,泪长流,感到深深地悲痛。我打电话给大哥说,对于母亲的安葬,不管请不请先生,都要坚持这几条一是尊重母亲生前的愿望,叶落归根,回老家,进祖坟,就让母亲到她生前想到的那个地方;二是靠棺出灵,尽管母亲生前没说,但我们应该为她想到;三是入土为安,不搞什么落等之类的事;四是时间宜短不宜长,母亲去世时农历四月初三,天气已经热了,先生起初看在四月十一,时间长,等不得,我叫重看到四月初七;五是丧事按当地的习惯办,中等偏上标准。凌晨三时半,我们把母亲送回老家西坪,在桃园梁子上鸣炮报丧。大哥、大姐和舅舅以及亲邻们远远地迎着,我抱着舅舅嚎啕痛哭,泪如泉涌。到老家,大哥已经组织邻居们把灵堂收拾好了,敞开的大门里停着黑漆漆的棺材,不大一会儿,母亲的遗体便安放在棺材内,我叫把原来母亲看过已经捎回的那套寿衣也放在了里面。
母亲在老家的堂屋里整整停放了三天,厢房里安放着母亲的灵屋,一个姓李的和一个姓江的道士不停地超度着母亲的亡灵。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陕西、湖北的乡邻,全县的所有乡镇、我所在系统各单位和县上的有关部门,该来的基本都来了。四月五日下午给母亲盖棺,我最后一次目睹了母亲的遗容。当时我悲不自禁,绕棺三匝,长跪灵前,痛哭不止。为了随了母亲的心愿,我那几天抓紧协调坟地,农历的四月初七一早不到五点,我们把母亲安葬在了老坟里那个她生前想去的地方。在母亲下葬时,我抚摸着母亲的棺木对母亲说“妈,我向你保证的事我做到了,你到了你想到的地方!”
母亲患的是肺源性心脏病,我总以为,这种病是慢性病,是可以治好的,即使治不好,也会延缓很长一段时间。可母亲自从农历2月开始患病,心里就非常明白,她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我虽然担心怕有不测,但还是千方百计地安慰他 ,说没事,病是可以治好的,目的是哄她高兴。母亲总是笑眯眯的,说“那到好呢。”,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有意无意地自言自语“哪知道怎么样呢?我今年69岁,你大哥今年59,你大姐49,都在坎上,怕是要挤走一个,那还是我走吧。”脸上流露的是一种悲戚的神色。
母亲的两次住院,都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报答母亲的机会可能不多了。我跟两个弟弟说钱没有了,我们还可以挣;妈没有了,我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因此我一有时间,就守候在母亲的病床边,不停地陪她回忆往事,说说家长里短,谈些掏心窝子的话。母亲高兴, 我也高兴。在母亲身边,那份亲情使我感到特别安全,特别温馨,特别幸福。我跟三弟每天换着送饭,但不管三弟送没送,但我都坚持每天送三次,半下午怕妈饿了,还补送一次,喂着她吃,哪怕只吃几口,看着她吃一点,我心里踏实。我买来一支烤鸭,撤着喂她,她又想吃又有点舍不得。侍候母亲的妹妹急着回家,我对她说现在你是可以把其他事情都放下的,若干年以后,当你回忆这几天的情形,你会感到特别温馨,特别幸福,特别值得。我批评妹妹,不让她在病房眼泪汪汪。虽然照料母亲我还算细心,但我做得是多么的不够啊,我的心里充满了遗憾。
我后悔对母亲关心不够。1994年2月27日父亲去世之后,弟妹们陆陆续续从母亲身边离开了,母亲一人独守老宅,吃穿用度多有不便,吃水要靠自己一壶一壶地拎,烧柴要靠自己一捆一捆地捡,磨粮要靠自己一袋一袋地扛,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尤其是凄风苦雨之中,更深露重之时,母亲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面对白壁青灯,苦熬漫漫长夜,其情其境何等凄凉!我每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是每年过年时把母亲接进县城小住一阵,偶尔回去一次,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吃一顿饭,跟母亲说几句话,在父亲坟上烧点纸,就走了。我为什么不能经常回家看看啊!我现在想回去看,又怎么能够看得见啊!
我后悔对家人教育不够。我的妻子虽然每年过年也给母亲买些衣服,母亲住院时也送过饭、买过水果、探望过几次,但我们结婚20年,她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妈,有时我想给母亲一点零花钱,也多有不便,母亲是多么清楚明白的人,她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不太受用,因此她从来没向我要过钱,我硬给她她也推辞不要,硬肯自己受作难;我的四弟和弟媳在老家时经常跟母亲争吵,不仅不太照顾,还有些嫌弃母亲,把母亲隔在另外的两间厢房里,不闻不问,见面了也没有好脸色,2004年腊月底我会老家接母亲进县城过年,想让他们招护一下鸡和门,怎么说他们也不愿意,这不仅让母亲伤心,我也伤心,我的弟弟怎么会这样呢?好在后来他悔悟了,可惜悔悟得有些迟了。我曾经管教过他们,可他们听进去的太少了。
我后悔对母亲照料不够。在医院,我本可抽出更多的时间陪母亲,可一来由于工作忙,二来家里也有些另外的事,因此我本该全天昼夜在医院服侍守候的,但每天却总是去那么两三趟,送点饭,说说话,就走了,母亲知道我忙,呆得时间长了她便催我走,怕我误了其他的事。有一次小妹说妈晚上呼吸困难,我虽有警觉,但也没有十分在意,问问医生,医生说不碍事,也便真当没事了。我为什么不把其他的事都放下来照料母亲?在母亲生命的紧要关头,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好后悔啊!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二十岁到父亲家里时,父亲家里一贫如洗,上有祖父母和一个叔祖父,下有一儿一女,一大家子人要吃要穿,母亲作为家庭主妇,便没日没夜地操持,吃喝拉撒、缝补洗连,没有一样能离开她。后来大姐、我、小妹以及两个弟弟相继出生,一家十几张嘴啊,养活这些子女士多么地不容易!因此她不仅不停地做家务,而且还要下地干活,往往天未明便起床,做好一家子人的饭,便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湿,累得经常直不起腰来。她本来就有严重的哮喘病,每到夜里,咳嗽不止,家里缺医少药,母亲总是忍着,照样做家务,进田地,得不到片刻休息。父亲去世后,母亲仍然坚持种了一亩地,还每年喂一头猪,又是种木耳又是种香菇,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在她去世的前几天,她仍然念叨着包谷没种,木耳没点。我曾多次劝她别再种地了,可她怎么也不肯,说自己种点,能吃点新鲜的,还能给我们拿些。
母亲的一生是慈善的一生。她总是把子女们都挂在心上,对我们兄弟姐妹,她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地执着和无私,她硬可自己冻着饿着,也绝不让子女们受冻受饿。我们兄弟姐妹上学的学费,都是母亲和父亲一起辛辛苦苦积攒的,他们攒点钱是多么艰难啊,但他们是一分也舍不得花的,都为了她的子女们。那几年四弟在外打工,一到腊月,母亲便站在门口盼着,一任凌厉的寒风吹散她花白的头发,她不放心最小的儿子,她盼着儿子过年回家。我知道,在母亲独守老家的日子里,母亲其实是天天盼望着她的子女的。每次我回家,母亲就别提多高兴了,总是把最好吃的拿个够,生怕吃少了,这是母亲的一片心啊!临走时,母亲又把最好的东西让我带走,腊肉、木耳、黄豆、香菇,甚至萝卜、洋芋和黄花,都准备得一袋一袋的,直到车装不下了,才肯罢手。我的车已经上了桃园梁子了,她还站在路旁远远地看着……
母亲的一生是勤俭的一生。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俭省是为了把我们兄妹几个养大,及至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母亲依然俭省,给她买点吃的穿的,她总是不让,说她有,不叫我们花钱;日常生活精打细算,决不浪费一分钱、一粒粮,她种的粮食足够自己吃了,但她仍然省,省下来让我们拿。在母亲去世时,她的包谷、麦子、黄豆还有好多,肉、油也有不少,在她木箱里的一个木桶里,还有两千零几元钱,有毛票,有分币,我知道这是母亲一分一分地攒起来的,是她原本应花而没有花的。
母亲啊,你为什么不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报答机会?在你走后的日子了,我一千次一万次地思念你,我呼唤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却再也听不见了。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永远地去了,给我的心里留下了无尽的伤痛。
现在,母亲离开快一年了。在那边,你好吗,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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