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辈子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打骂我们。我们做错了事他打骂我们，他心里不顺时也在我们身上出气。母亲一辈子怕他，弟妹们怕他，当然，我也怕他。小时候我挨打最多，倒不是说我不听话或者老干错事；而是父亲心情不好欲发火时，弟妹们皆躲在了远处，而我则
不躲，像一棵顽强的小树，横在他的面前，任其打，任其出气。
掴一耳光踹一脚的小打可以忽略不计。记得有一次，广场里演样板戏，人山人海的，我们几个伙伴皆个头低，只能看到舞台顶端帷幕的裙边，却看不到台上的人演戏，我们便爬到附近的树上看。我不小心从树上摔落下来，一时间痛得站立不起来，几个伙伴只好搀扶着我
回家。父亲正趴在桌子上写检查。他先不问我伤在哪里？要不要紧？反倒拿起旁边的笤帚把子在我身上狠命地抽打起来；然后又像提溜小鸡似地将我提溜到门外，“哐当”一声把门关上。我流着泪，却不敢哭出声音。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最大的仇人就是父亲了
。第二天，大街上喊声震天，人头攒动。我站在街道旁的台阶上，远远看见几个人，被一伙人反架着胳膊，深压着脖颈，跌撞而来。我分明看见那被押着的人中间有父亲；父亲费力地抬了抬头，似乎也看见了我。在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却又不由自主地哭了。
高中毕业，大学没考上，我成了待业青年。当时社会上正流行喇叭裤，我也穿了喇叭裤。父亲不让我穿，我偏要穿，他便过来打我。我将他的两只手实实攥住，我当然不可能去打他，但他却打不了我。我们这样扭扯在一起。看着他头上的缕缕白发，额头上的汗珠，颤抖
的双手和气喘吁吁的样子，蓦然间，我感到父亲已经老了，而自己却长大了。我的心像气球似的软了下来，慢慢松开手去，像小时候一样，低下头，任其打。
后来我在临汾钢铁公司参加了工作。我们吃饭需凭饭票。当时，购买饭票有两种方式，一是拿现金买，二是拿面粉换。那年中秋节，正凑得我当班，回不了家，饭票没了，身上的钱也花光了，我两个馒头就着一根大葱过完了节日。第二天，我远远看见有一个人歪斜着身
子，肩膀上扛着什么东西向这边走来，等走近了才看清是父亲。我上班的轧钢分厂离公司门口有八九公里呢。我赶忙帮他卸下面粉。我说，爸，有班车，你咋不坐呢？父亲说他不晓得有班车，他是一路打听着寻过来的。父亲满头的尘埃中夹杂着些许落叶的碎渣，阳光下
油光光的脸，眼角的皱纹里流淌着汗水，肩头的面粉沫子早已被渗出来的热汗糅糊在一起。我两行热泪禁不住扑簌簌地掉落下来，颤抖着嘴唇叫了一声，爸——
那时候，父亲在距县城最偏僻的乔家垣中学当教师，来市里还真是没有几次。
我工作了，父亲打我打得也少了，但叮嘱的却多了。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争取早日入党。一个人活着要有信仰；如果没有了信仰就像汽车没有了方向，车翻了都还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刚步入社会，尚不谙世事的我，对父亲所说的话并没有去
深入理解。再后来，父亲从教育系统调去检察院工作，我也逐渐成熟起来，并在单位当了中层干部，父亲叮嘱的话也变了。他说，你手中的那点儿权利，往小的说是单位对你的信任，往大的说是人民给的。要始终怀有感恩之心，而不可有非分之想。公家的事情和个人的
事情要分清；分不清就要出问题，一定要秉公做事，清白做人。
其实，父亲并没有太高的觉悟，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做人的原则也很简单:该是他的少一分不行；不该是他的，多一分他也不要。有一次，父亲发了工资，回来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对母亲说，怎么数都觉得这月比上月少了五十块钱，明天我得问问会计。那天晚上
，全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新闻联播》正播放南方遭水灾，娃娃哭，大人喊，解放军战士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救人。我们倒没啥感觉，偏过头瞟了一眼父亲，微弱的灯光下，看见他的双眸闪着亮亮的泪光。此日中午，父亲下班回来对母亲说，我问会计了，会计说上面
让赈灾，五十块钱单位统一扣了，我又多给了五十，说着将工资递给了母亲。母亲说，为啥多给五十？父亲瞪着眼看了看她，没有言声。瞅着父亲威严的目光，母亲慢慢低下头去，再不敢提此事。
孩子多，母亲时常生病，家里拖累大不说，乡下的那些亲戚总是找上门来，这个说家里要拾掇房子，那个说儿子要结婚，彩礼凑不齐，等等，三百、五百，没多有少，父亲从没有让他们空手回去过。无论怎样，自己总是吃公家饭的，几百块钱掏不出来，谁信？其实，有
时候，家里真的是这月接不上下月了。
当然，父亲也想顺应潮流，搞活经济，以补贴家用，却又没有经济头脑，不懂得市场规律。他见别人家喂猪，就对母亲说，谁谁谁喂了头母猪，生了多少多少猪崽，卖了多少多少钱；谁谁谁喂了一窝母鸡，鸡蛋现在多贵，卖了多少多少钱。然而其结果往往是，等他的猪
生崽了，鸡下蛋了，市场行情却没有了。他在院落的西北角砌了一个猪圈，又让我同他一起赶着老母猪去五里外的配种站配种。我手里拿了木条，深低着头，涨红着脸，扭扭捏捏，生怕遇见同学或什么认识的人。听到父亲在后面说，怎么？没偷没抢的，丢你人了？在那
一刻，我咬着牙，真是恨死他了。
父亲去饲料厂买饲料，买饲料的人多，父亲好不容易排上号，将饲料搭在自行车上一溜烟回来。他掏口袋摸烟，却连着烟摸出一把钱来。他想了想，遂蹬起车子又往饲料厂奔去。饲料厂收钱开票的人早已认识他。便问，老张，怎么又回来了？父亲说，咱们还有事吗？那
人说，有啥事？饲料你不是已经拿上了吗？没事了。父亲再不睬他，放下饲料钱转身离去。
那年，妻子生下女儿刚过周岁。有一日，一个人来我家，拿了一条中华香烟和两瓶汾酒。父亲不在家，母亲拒收，那人强留，两人在院里推推搡搡。母亲怀里抱了孙女，那人又掏出五百块钱塞在孩子手里，不容分说，匆匆离去。父亲下班回来，先是看见窗台上的东西，
又看见孩子正抖动着钱在那里格格地笑。他问母亲是谁？母亲怯怯地说了。没想到父亲竟重重地掴了母亲一记耳光，拿起东西，从孩子手里夺过钱，推起车子便往外走，满院子只留下了母亲和孩子的哭声。
那时候，父亲已经当了经济检察科的科长。在他退休的第二年，经检科改头换面，挂上了反贪局的牌子。
父亲多次荣获过省、市、县优秀检察官荣誉称号。他去世时留给我们的只有三孔已经裂了缝的砖瓦窑、六千元存款、几件早已过时的日用家具和两身崭新的检察官制服。
去年，监察体制改革，反贪局归纪委，各职能单位的纪检组长也归纪委，我是某单位的纪检组长，自然也在其中。作为检察院的子弟，那反贪局长我自然熟识。他开玩笑说，按说，我应当是你爸爸的徒孙呢！我知道父亲当科长时，他经常跟着父亲办案，也经常去我家，
不过只是一般干部。父亲退下来后，由副科长继任，然后才轮到他。于是，我也半开玩笑地说，青山不改，日月轮回。现在你可是我的师傅啊！说完，两人皆呵呵地笑了。实在讲，对检察院我始终有一种个人情结，抑或是缘于父亲的情结吧。看着人家以案说法，逻辑清
晰，思维缜密，我由衷敬佩，暗下决心一定要跟人家好好学学办案本领。然而，就在前些日，我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他被市直某执法部门带走了，我惊愕万分，一片迷茫，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我痛心、惋惜，再加上我的检察情结，感到胸口憋闷，竟软软地瘫坐
在那里。
我燃起一根烟慢慢走出机关大楼，看见一辆洒水车正唱着“走进新时代”缓缓而来。雾蒙蒙的水将车前车后的街道分为了两个世界。两旁的花草树木也被冲洗得绿油油的，在太阳下闪着粼粼的光。我抬头望着也像清洗过一般蓝盈盈的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