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个典型的草根皇帝，他从小讨过饭，当过和尚，饱受乱世之苦。于是，他在打了天下当上皇帝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那些功臣们的兵权解除，而后给他们荣华富贵养起来，以除隐患，防止别人也学他来个“黄袍加身”。再就是立马整饬法治，试图以法治国，实现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为此，朱皇帝竭尽全力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颁布法律，二是开展普法教育。
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朱元璋制定和颁布了比历朝历代都要严厉得多的法律——《大明律》。他认为，只有通过严厉的法律才能把那些想犯上作乱的人弹压下去，才能防止官员贪污受贿。特别是对贪官的惩罚，可谓极尽严酷。《大明律》规定，对贪污60两银子的官员，就要处以极刑——“剥皮揎草”。被“剥皮揎草”的官员，先由行刑的人用刀子从其后脖颈开刀，顺着脊背割一条缝，然后把皮肤向两侧撕开来，皮肤被剥下后，再填上草，缝起来，这个“皮草人”就放在衙门里的官座旁，以此警示其它官员。在当时，60两银子还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房产，因而，这种惩罚是很重的。
朱元璋还生怕那些负责编辑的官员吃不透他的某些意图，甚至亲自动手去收集，可见其良心用苦，也说明他是真心真意想为老百姓谋利益的。
在洋洋洒洒的《大明律》中，最为得意的几篇是朱元璋亲自动手编的《大诰》——《大诰初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大诰》是一个史无前例大杂烩，它针对全体臣民，有训诫，有案例，有惩处规定，将法律条文、案例分析、道德说教混合一起，虽说有些不伦不类，但却通俗易懂。
当然，颁行《大诰》不是目的，朱元璋是希望全体臣民认真遵守，活学活用，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为此，《大诰续编》规定，“斯之上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也就是说，要是哪家没有《大诰》，或者不好好学习《大诰》，一旦被官府查到，就要被流放到天涯海角。为此，《大诰》先后印了1000多万册。其时，全国也就5000万人口，而农村里大都是文盲，差不多每户有一册《大诰》，可以说是开创了古代印刷史上的奇迹。
这还不算，为了让《大诰》深入人心，朱元璋多次降旨督促臣民学习，不但检查大臣的学习情况，亲自给他偿讲解《大诰》的精神实质，还命令把《大诰》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时也要有《大诰》的内容。更有意思的是，朱元璋还在京城举办活学活用《大诰》演讲会，邀请那些学习《大诰》的积极分子到京城比赛，根据表现，分别评出等级，颁发奖金，给予表彰，对那些特别优秀分子，破格提拔当官。据史料记载，全国先后有近20万学习《大诰》的积极分子会聚京城，这些精英不仅可以在皇帝面前讲读《大诰》，而且吃住行由公家报销。朱元璋还下诏，谁犯了罪，只要家里藏有一本《大诰》，就可从轻处罚，反之，罪加一等。从选编颁布《大诰》，到印刷、宣讲、治罪的这些做法，我们还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毛选》的做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扯得有点儿远了。
话再说回来，朱元璋本以为像这样大张旗鼓普法宣传教育，大家一定能把《大诰》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造成一个风清弊绝、天下太平的法制社会。可是，令朱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势造了，秀作了，人杀了，而贪官并不见减少，盗贼反而像割草一样，一茬接一茬的往出冒，社会秩序更没好到哪里去，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灰心丧气。他死了以后，各种暂时被压下去的社会问题又重新反弹。时间不长，《大诰》就被人冷落，以致忘记，甚至到后人修《明史》时，搜遍全国各地，竟然连一本完整的《大诰》也没找到，即便是江南宁波天一阁，也只有一本残缺不全的《大诰初编》。要知道，天一阁可是当年全国最大的图书馆，这对朱元璋普法教育的初衷不能不算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生活中，理想与现实总会有距离。人需要有理想，但一旦成为理想主义者，后果就可怕了。朱元璋的普法教育，就是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