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握手渝州
一
1945年8月28日下午，73岁的张澜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焦灼地等待着。他的身旁，还有特园主人鲜英与黄炎培、冷御秋等。
过去几个月尤其是一个月来的形势变化，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带来了普天同庆的狂喜，也给明眼人们带来新一茬的近在咫尺的担忧。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用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日本民众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历时8年有余的全面抗战，以加速度的、摧枯拉朽的方式划上了句号。
举国欢欣鼓舞。饱经沧桑的张澜老泪纵横，他对特园主人鲜英说：“从‘七七’算起，今天是八年零三十二天，从‘九一八’算起，今天是十四年零三十七天，日本残杀我同胞不计其数。虽说天网恢恢，侵略元凶终归殄灭，但死者又岂可复生？胜利来之不易，希望国民党好自为之。”心有苍生喜亦忧。实际上，在8月初，他就作出了这样的诗句：“党权官化气飞扬，民怨何堪遍后方。且漫四强夸胜利，国家前途尚茫茫。”[53]
可见，太熟悉蒋介石本性的张澜，已提前预料到，抗战胜利后的主要矛盾，将是国共矛盾，或者说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全国人民的矛盾。这一场风暴，虽与抗日的性质不同，但何尝不可能又是多年的血雨腥风？那么，局势会怎么发展，国家的前途又在何方呢？
张澜的忧虑，完全是基于现实。除了国共之间的纷争在抗战胜利前夕没有消停过，他本人与国民党的矛盾也并未消弭。
在中共七大之后，1945年7月7日，国民党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开幕。实际上，为了夺取讨论国民大会问题的话语权，在当年4月，国民党单方面修改了参政会组织条例，将参政员由240名增加到290名，新增者几乎全是国民党员，以便在7月会期审议通过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为此，中共发表声明，中共参政员将不参加这次参政会。民盟内部没有采取统一行动，左舜生准备出席，黄炎培等表示可以出席、但绝不参加有关国民大会的任何讨论，张澜则表示坚决与中共共进退，不参加这次参政会。[54]针对会前一些无聊小报对自己的污蔑，和参政会上黄炎培等所受的侮辱，张澜再次致信蒋介石，敦促其为政秉持“诚与明”。
二
抗战胜利前夕的民盟，非常活跃，期间发生了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对话。这便是著名的“窑洞对”。
为了调解国共矛盾，同时也为了加深对中共的了解，7月1日，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经蒋介石同意，飞往延安，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归来后，黄炎培写出了著名的《延安归来》，以其细腻而敏锐的视角，简练的语言，对延安之行进行了描述。这本小册子无异于大后方的一声惊雷，让长期接受国民党媒体对中共丑化宣传的大后方群众，有了一个客观认识中共的机会。
《延安归来》写道：“现在延安有5万人口，其中3万多是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等。这种人员，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料不到，这几位先生（编者：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将领）都是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延安五天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55]文中写道，在毛泽东接见这一行的会客室里，还挂着由沈钧儒之子沈叔羊作画、黄炎培题词的一幅有关茅台酒的作品。这当然让黄炎培感到惊讶而亲切，足见中共用心之细。
而“窑洞对”，则是后人对这一段对话的概括：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6]
这段对话，至今仍发人深省、散发光芒，鞭策警醒无数的后来者。
三
《延安归来》的火爆，阻止不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动。7月参政会刚刚闭幕，国民党便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突然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57]
7月7日，民盟云南省支部为纪念抗战八周年发表“敬告国人书”；7月28日，民盟发表“对时局宣言”；8月3日，张澜以民盟主席名义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发表谈话；8月12日他发表对抗战胜利结束的谈话；8月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这一系列声音，都严肃谴责内战，呼吁成立联合政府，并坚决抵制国民党企图包办的国民大会。笔虽不如刀，檄文皆似箭。
以上言论指出：“在八年的苦战期中，因负责当局在经济财政政策上的错误，致令人民牺牲了如许生命财产，结果只养肥了一个官僚资本和发国难财的集团，而这个集团无疑的将必继过去列强经济侵略的后尘，来压迫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经济生命。并且今天十分之九的人民已成赤贫，抗战胜利的来临，眼看要赶不上国内经济崩溃的速度。”
“抗战胜利还只是在望，内战的险象已经环生了，反攻的战略还没有开始，新式装备已经用来自相残杀了。”
“今天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我们看得见胜利，又看得见崩溃；看得见复兴，又看得见衰落；看得见生长，又看得见毁灭；看得见光明，又看得见黑暗。”[58]
“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59]
“今后一切的党派只有事事为着人民采用光明的前途，我们现在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发出热烈的呼喊，请你们千万不要忽视。”[60]
从这些堪称经典的有锋芒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当年局势的紧迫。当时，国共矛盾的一个焦点，便是对日军的接收问题。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中共军队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分割着日军，处在全国受降的第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则龟缩于西南大后方。这就意味着，如果允许日本向中共投降，那么中国将很快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当中共下令对日寇全面反攻时，蒋介石立刻使出了手段，于8月11日发出三道命令：“（一）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二）电延安朱德、彭德怀，要中共部队‘原地驻防’；（三）伪军‘维持治安’，岗村宁次不得向国民党军以外的部队投降。”[61]为了加持这一荒诞命令，8月12日，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可见，在美蒋眼中，宁可放心让日伪“维持治安”，也决不能让战功卓著的人民军队接管中国的领土。试问，若日伪可以“维持治安”，还需要抗日做什么？为此，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评论，予以针锋相对的驳斥。
在受降的角逐中，一个最敏感的区域，便是东北三省。这是曾因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丢失的土地，是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土地，也是被苏联红军接管的土地。对于中共而言，因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如果说南方是蒋介石的大本营，那么面对国民党的大兵团围剿，东北就将成为中共的战略命脉。中共随后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并向东北秘密派遣军队，就是基于对东北的准确认识。蒋介石亦极为重视东北，他认为手中握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王牌，按照条约，苏联不会支持中共。
此时的中国，成为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关注的焦点。抗战胜利，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美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声言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特别是国民党部队调动兵力尚需要时间，蒋介石感到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大造和平舆论，[62]这就成为了重庆谈判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
四
1945年8月14日起，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举行谈判。蒋氏的如意算盘：毛泽东如拒绝到重庆，即可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没有诚意，国内外舆论必然谴责中共，武力解决共产党亦有了借口。而如果毛泽东来重庆，则在谈判桌上压迫中共，以让延安派几个人到政府做官为代价，诱逼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演一出鸿门宴。即使中共不为所动，也可以借谈判之名拖延时间，调集军队，部署内战。[63]
鸿门宴已摆好。毛泽东为顺应民心、争取主动，以战略家的大智大勇，毅然决定前来。在前来之前，他也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就这样，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抵达重庆。发表完简短演讲后，他穿越过记者的包围，与迎接他的代表们握手。他一下子就认出了等候他的长者张澜，而这实际上是他二人第一次见面！
“你是张表老？你好！”毛泽东问候道。“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是，欢迎你光临重庆！”张澜说。毛主席握住张澜的手，久久不放，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实不敢当，不敢当！”二人同声称“神交已久”，寒暄开来，周恩来也绕过来同张澜握手，互道阔别。王若飞等亦视张澜为师辈，执礼甚恭，握手言欢。[64]
8月30日上午，刚抵达重庆的第三天，毛泽东即嘱周恩来亲自前往特园，告知张澜，当天下午他将亲自到访。真是贵客将盈门。张澜、鲜英喜出望外，称“我们去拜望他才是，不应劳他过访。”在周恩来的提醒下，张澜等人提高了安全警惕，将会谈地点定在了张澜卧室，因为特园旁边就设有戴笠的特务监视点！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特园，与张澜、鲜英促膝而谈。他首先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氛围使人如沐春风。
张澜虽能理解毛泽东到访重庆的用意，但还是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65]
好一个假戏真做！毛泽东确实把云谲波诡的重庆之行，变成了一次广交朋友、传播共产党主张的统战良机。夜间，他处理延安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白天，他在谈判之余脚步不停。看来要反客为主了。
当晚，张澜出席了张治中在桂园为欢迎毛泽东来渝的宴会，期间，毛泽东又抓住时机与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陈铭枢、王昆仑、冷遹、章伯钧、张申府、王云五、傅斯年等进行了商谈。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在渝的民盟主要领导人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都前来作陪，济济一堂。一进特园，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民主之家”，是大家对特园的别称，也符合其内涵，冯玉祥曾亲笔书写这四个字，将美誉高悬于特园二门之上。[66]毛泽东勉励大家道：“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热情的主人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枣子酒款待远方来客。
由于民盟中央领导层较为复杂，出席者三党三派都有，毛泽东除了反复强调“和为贵”之外，以话家常居多。他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和张申府话五四运动......家人般地恳谈，其乐融融。宴毕，特园主人拿出纪念册，毛泽东题下“光明在望”四个大字。[67]
五
毛泽东重庆之行中，还与当时已经是民盟盟员的柳亚子有一段有关《沁园春.雪》的佳话。
柳亚子是1944年加入民盟的[68]，但他早在多年以前就声名煊赫。1909年他就是筹备辛亥革命的核心文化组织“南社”的发起人之一，1926年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他已与毛泽东有了第一次会面，这便是我们后来熟知的“饮茶粤海未能忘”。1941年他因在皖南事变后痛斥蒋介石卑劣行径，遭到开除党籍的处罚。8月30日，拜访张澜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住地会晤了柳亚子。会晤归来的柳亚子，激动不已，写下了诗句：“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笔昆仑顶上头。”[69]这大气恢弘的诗句，把历史定格在了那个瞬间，其中气象似已暗示着几年后的结局。
应柳亚子的要求，毛泽东在10月7日将一封信托人交给了他，这便新录的1936年旧作《沁园春.雪》。当时，因为各种考虑，该作品并未直接发表，报纸上只是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但这已引发了读者极大的兴趣，《沁园春.雪》还是在大后方流传了开来，11月14日首次见刊，此后又被《大公报》刊登。[70]《沁园春.雪》极富文采、别具一格，指点古今、气势非凡，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宇宙观，让大后方长期对中共有误解或欠缺了解的文人、群众一睹中共领袖的才情和胸怀。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极佳影响，堪为争取人心的绝妙一笔。蒋介石极为震怒。
毛泽东访特园时还有一个细节，他在楼梯底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中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张澜看到毛泽东的动作，一怔。事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毛泽东这样平等对待家里的雇工，张澜感慨万分。[71]与毛泽东会谈后，他由衷感叹道：“得天下者，毛泽东！”
历史无言。但有些历史时刻，可以为后面的历史预言，成为先知时刻。
未完待续！
注释：
[]53.《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戚如高、潘涛著，2004年5月第一版，第127-128页。
[]54.《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戚如高、潘涛著，2004年5月第一版，第119页。
[]55.《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人民出版社，黄方毅著，2012年11月第一版，第317-337页。
[]56.《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人民出版社，黄方毅著，2012年11月第一版，第336页。
[]57.《中国民主同盟七十年》，群言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1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58.《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2年9月第一版，第41-42页。
[]59.《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2年9月第一版，第53页。
[]60.《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2年9月第一版，第56页。
[]61.《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1945.9》，中共党史出版社，黄修荣编著，1995年8月第一版，第521页。
[]62.纪录片《挺进东北》第一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出品，央视网，http://tv.cntv.cn/video/C10389/c320b10a8c58485a809791401df2fa56。
[]63.《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戚如高、潘涛著，2004年5月第一版，第130-131页。
[]64.《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吕光光著，摘自《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65.《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吕光光著，摘自《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66.《民盟史话》，群言出版社，赵锡骅著，2014年12月第一版，第29页。
[]67.《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吕光光著，摘自《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68.《聆听岁月的脚步》，上海三联书店，王海波著，2015年1月第一版，《柳亚子与民盟》。
[]69.《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沁园春.雪>与重庆谈判》，怡青著，摘自《光明日报》2011年6月23日，收入该书时有删节。
[]70.《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沁园春.雪>与重庆谈判》，怡青著，摘自《光明日报》2011年6月23日，收入该书时有删节。
[]71.《张澜：从“川北圣人”到共和国副主席》，王晓莉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2月5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05/c85037-20441201-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