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格（六）

　　74、腰别醋葫芦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西酸，山西可作首席代表。说到山西、山西人，必提到醋。恰好醋古称醯，读如西，《论语公冶长》：“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疏：“醯，醋也。”于是乎，有人便附会说，人称山西人为老西儿，老西儿就是老醯儿，古已有之。山西与醋的关系越发亲上加亲，盘古错今而分拆不开了。

　　同酒一样，醋为谷物酿造，有很古老的历史了。而山西作为古代中国最早的农业区之一，同样也成为醋的最早产用区。不必穿凿附会说醋是由山西人发明的，但山西人与醋格外地关系密切，而特异于其他任何一省一区，是真真切切的事。在他们那里，“无醋不成味”，一桌饭菜摆上来，汤水齐备，而若没有醋，则画龙未得点睛，元气大亏，吃不美了，说：“可惜了这顿饭！”我曾与一位晋南朋友去香港出差，出席宴请时，粤菜上齐，盘盘碗碗上了一大桌，秀色可餐，众人忍不住就要上筷，独此晋南客拒不举箸，两眼逡巡桌上，壮声吆喝：“醋！醋！”引来邻桌一致回头张望。他却面不改色，直至侍者好不容易找来醋，他这才如释重负放心歇意开始吃起来。尽管那黄兮兮粤醋淡乎寡味，一览无余，却也聊胜于无。

　　相比之下，山西醋色沉味厚，酸中带香，回味绵长，一食不忘，确没有白担一个醋乡的虚名。而山西人，那不是普通的嗜醋，吃醋几近吃水，品醋有过酿师。在民间，酿醋也极为普遍，可谓家家酿醋，户户飘酸。夏日炎阳之下，走进哪家，院中央都摆着一两个多半人高的醋瓮，里面满满盛着酱色粥样醋醅，正在借助阳光曝晒慢慢发酵，称为“鉴醋”。鉴者，照也。有谚语称：“人家富不富，就看他有几缸醋。”食足而后思味，粮多方有余力做醋，醋的多少确乎侧面反映人家的境况，不是虚语。

　　久远的传统，广泛的基础，使得山西醋在制作上积累了成套的技术方法，而产生出一大批优质产品，远近出名。襄汾县汾城镇的太平米醋，以当地优质小米为原料，色泽金黄，酸度浓烈，品尝一口，沁心爽气。陵川县玉泉醋为麦醋，取当地“八角井”泉水酿制，醋度适中，色味俱佳。榆次南堡的大曲醋，壶关辛寨醋，均为老品牌，酸霸一方。据传辛寨李家，祖上宋代时曾因献醋皇家有功而被封为传令官，由此风气大展，村里人争相制醋，“家家有醋缸，人人当醋匠”，成为传统。太原宁化府的醋，百年老字号，限量生产，要买还要排队等候。最有名的是清徐的老陈醋，以优质高粱为原料，酿制技术独到，存放越久，味道越淳，有人曾存放四十年之久，水分蒸发，析为琥珀样固体，用开水冲调，仍然鲜酸如初。

　　山西人何以特别嗜醋，有种种解释，如为了中和水中的碱性，喜食面条味必醋调，等等，均不充分。我的看法，这不过是山西人长久以来“以粮为菜”的总体饮食结构和思维定势的又一表现而已。

　　山西十年九旱，土地贫瘠，因此农业生产集中在粮食上下功夫，以解决首要的生计问题，其他不遑考虑。由此其饮食结构中，主、副食划界十分明确：主食是用以裹腹活命的，不可或缺；副食只是调味的，近乎一种奢侈，可多可少，可有可无。直到现在，满满一桌酒菜吃过，腹胀如鼓，若最后不哪怕是象征性地再来几口面食，人就感觉仿佛没有吃饭，这样说：“光吃了些菜，没吃饭。”饭这个字，特指主食。说千道万，粮是根本。若有了粮食，菜自然包含其中：豆腐，粉条，豆芽，土豆，难道不是最好的菜？由此衍生出，山西人做菜的方法，不论南北一系贯串，均以烩、炖为主，吃着最舒服的头数大烩菜：豆腐、粉条、土豆为主，青菜及肉点缀其间。由此延伸下去，粮食的另一转化形式——醋，便也悄悄加入“菜”的行列，成为诸味之首味。

　　这种主食与副食——食与味的分类学，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它体现了农业文化对粮食的绝对看重，近乎一种崇拜。粮食的变化、转化能力成为一种魔力，可以变出形形色色的滋味。而万变不离其宗，用传统中国哲学更精致的表达来说，那就叫：粮其为“体”，味其为“用”。固然哲学家也说“体用不二”，那不过更强调了“体”的至高无上、至大无边的地位，终归体就是体，体与用的关系，皮与毛的关系，夫人与婢妾的关系，食与味的关系，如是而已！这就是传统主副食分类学的实质含义。

　　于是乎，醋既然由粮食转化而来，同酒一样，便获得某种特殊的身份，有了某种神性，在古代曾用来献神。《礼记聘礼》记，东向陈列“醯醢百瓮”。醯成为了国与国之间邦交聘问举行仪式时，求神作证、摆给神的供品。醯是醋，醢是肉酱。贾公彦疏：“醯，酿谷为之，酒之类。”酸苦甘辛咸，酸甜苦辣，不论五味还是四味，醋之酸都列于首位，看来不是没有来由的。

　　然而，尽管如此，酒醋依然完全不同，醋不可以与酒相比拟。酒，远远不止于仅仅由粮食变来，不止于是谷物的一种转化形式；酒，根本就是“粮之精”，为粮之形而上存在，犹之灵魂为身体之形上一样，它在饮食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醋虽然与酒具有技术发生学同源的关系，但古人又认为醋是酒变质——变坏的产物，称为“酢败”（酢是醋的本字）。民间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酒变酸是一件很败兴的事，仿佛银子变作了铅。有民间故事这样讲：某财主极吝啬，开爿酒店，常往酒里兑水，坑骗顾客。过年贴对联，请来秀才书写，秀才写道：“养猪大如象老鼠死干净；做酒好似浆酸醋盛满瓮。”财主十分满意，厚赏之。但路人却读作：“养猪大如象老鼠，死干净；做酒好似浆酸醋，盛满瓮。”财主大悔，而臭名已播，无法可想。

　　这样，醋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民间交往中，遇好汉，好酒相待；遇孬汉则鄙之曰：“你还要喝酒？喝醋去吧！”好汉——酒，孬汉——醋，分别对应，分类划界，清清楚楚。“拈酸吃醋”也便成为小气、女人气、没气概的另一种说法。事实上，传统意识中，女人也确与醋划归同类，跟男人与酒划归同类相对应。列举出来，其逻辑公式便为：好汉——酒，孬汉——醋；男人——酒，女人——醋。可以见出传统文化其深层意识结构的构成，并理解了：语言中何以用“吃醋”一词指喻“性忌妒”，并且一般用来指说女性。醋坛子、醋罐子等词都是用来形容女人的，而“吃醋”一词的词源学来历也归到女人身上——据唐刘餗《隋唐嘉话》记：唐太宗宠爱房玄龄，多次表示要赐给他美人，但房拒不敢受。后来唐太宗了解到是由于房夫人的原因，就让皇后把房夫人请来，委婉相劝，而房夫人坚决不答应。太宗发怒，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怒问道：“你是宁可不妒忌而活，还是宁可妒而死？”边说边从侍从手里接过来一杯酒，说：“你若宁可妒忌而死，就饮下这杯酒吧！”房夫人听了，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太宗见状，无奈地说：“这样的女子我也怕三分，何况房玄龄！”事情就此作罢。但房夫人并没有死，太宗只是要吓唬她，赐给她的那杯并不是毒酒，而是醋。后来，“吃醋”便成为忌妒的代语。

　　这种崇酒抑醋的意识绵延至一般生活领域，产生多种生活现象：西方人宴请，决不劝酒，认酗酒很丑；中国人则以豪饮为美，以醉态为美，豪若金刚，醉若逸仙。在男人聚会的场合，有谁不能饮，至少要被人惋惜，觉得辜负了那男儿堂堂一表。相反，女人若善饮，则既不雅也不美，“酒为色之媒”、“女光棍”一类不善的品评跟着就都冒出来。

　　分类学将女人与醋划归一类。女子嗜醋喜酸，人以为很自然，为情理中事，忍酸不禁，巧笑倩兮，更为美态。这要挪到男人身上，就绝对不合角色了。于是，外省人讲到山西人好吃醋的习惯，就总隐约透着某种调侃的意味，故事也变作笑话，讲的是——

　　上世纪三十年代，蒋冯阎大战时，有一次阎锡山的晋军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包围在一座山上，断水绝粮，三日三夜。时当盛夏，酷热难挡。蒋军以为晋军早应该七倒八歪不成人形了，上山清理战场时，却发现晋军好好的，继续顽强进行抵抗。经过激战，方始最后解决战斗。晋军投降缴械，却拒不缴别在腰间的葫芦，蒋军以为那是什么新式炸弹，强行夺下一看，竟是只“醋葫芦”。原来，晋军正是凭此香醋解渴生津，熬过暑热，与当年曹公“望梅止渴”的智慧相比，更胜一筹。这个故事后来被总结为两句俗语：“山西老乡爱吃醋，缴枪不缴醋葫芦。”广为流传。

　　你可以引经据典讲醋的古老历史，不凡的身世渊源，如《左传昭公二十年》：“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至少在春秋时，醋已经作为调味品实用于烹饪。你也可以根据现代科学和传统中医理论讲吃醋的好处：醋里含有钙、铁、乳酸、氨基酸、糖、盐类、甘油等多种有益人体的营养成分；食醋养肝，有美容之效，可破血瘀、除坚积、消食、杀菌、治皮肤病……等等等等。要之，事实归事实，文化归文化。在传统文化的意识分类中，醋的结构性位置已定，它就是与男人的角色不搭配，不匹配。

　　但这对山西人来说不起作用，爱吃醋就是爱吃醋，“久在山西住，哪能不吃醋？”设宴请客，酒自然为席中之王，而调味照例是醋打头。正是：入席一二三匙醋，管你东西南北人。酸甜苦辣都尝过，世理人情两融融。

　　75、野菜吃来精

　　农业从采集中诞生，采集作为一种补充伴随农业时代的始终，在出现天灾的饥荒年月，采集更上升为谋生救命的绝对手段。在环境艰苦的中国北方，尤其是黄土高原的山、陕地区，世代以来，“糠菜半年粮”，野菜、树叶等，即使在好年成也从未断绝食用。白菜、萝卜、葱冬三样，构成所谓“菜”的主体，冬春食用。葫芦、豆角、倭瓜秋三样，秋天食用。在植物生长最为旺盛的的夏天，反而是最没有菜吃：早晚咸菜，中午过一天凑一天，干菜（豆角、萝卜、倭瓜等晾制而成）一顿，酸菜（萝卜、白菜腌制而成。晋北也有渍苦菜者），树叶野菜一顿，甚至黄豆皮盐水煮成汤也是一顿。偶而两个鸡蛋换一斤菠菜、一斤高粱换半斤豆腐，那就是极大改善、过年一般了。至于肉，春夏秋三季也未必吃上三次。

　　长期的苦日子使老百姓对美食几乎怀有一种敬畏的心情，一方面多么渴望，馋着想痛快吃上那么一顿，而倘若连续来上三顿，则心里就会感到不安：“罢罢，行了。再吃就该掉头发折寿了！”他们认为，人的一生其“衣禄”冥冥中是一个定数，消费完这个量，那么寿数也就到了。反之，若前半生太清苦，临死其“衣禄”定量还没有用完，这时人就会食欲大增，赶着吃，总是吃不够似的。民间称为“赶衣禄”。“三个闺女坐一起说嫁呢，三个媳妇坐一起说养呢，三个老人坐一起说死呢。”年老的人胃口太好，反觉不吉，就会说：“快死了，赶衣禄呢这是。”顶张人皮活满一辈子，确乎是一件不易的事。糟踏粮食，暴殄天物，这在民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那样的话，就会提早用尽“衣禄”，要“拔短寿”！

　　初叶葳蕤，新花烂漫。但在这些一生为稻粮谋的老百姓眼里，却无非为槽头食、釜中菜：此草此叶为牛喜食，此苗此花为人能吃。植物学知识，植物的识别和分类命名，基本上就是建立在这种实用的基础上。至于美，是实实在在地“内化”了——进到肠胃，吸收于灵魂，而变为神圣。那种希腊式静观的美，只与多愁善感的士大夫们有关，而引得他们“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

　　一年中，最早食用的是野小蒜。民间谚语说：“二月半，挑小蒜，狼吃了娃娃没人管。”春寒料峭，黄风时起，而野蒜苗却最先悄悄钻出地面。柔嫩可喜的春苗儿让孩子们爱不释手，于是“小蒜才露尖尖角，早有铲子落上头”，提着小篮，一苗一苗地发现，一苗一苗地采挖。将这春天的的色儿，春天的味儿，采入篮中，调进碗里，吃下肚去。那可是真鲜真美呀！此味只应乡下有，城里哪得几回尝。这种亲自动手亲自收获的经历，将使儿童终生难忘。所谓美，深深蕴含在这种劳动与收获的过程当中，成为一种西方哲学的所谓“直接性”。但此时，也正是大人们忙于送粪备耕的春忙季节，顾不上关心娃娃们正在忙些什么。田野空旷，行人稀少，野狼出没，叼走孩子，也不会被发现。故而挑小蒜便又成为孩子们走进生活、走进自然的一种真正冒险，每当出门时，母亲总是反复叮咛：“相跟上人！别走远！早点回来！”

　　婀娜柳枝发芽了，长叶了。儿童折一截下来做成柳哨，吱吱呜呜地吹起来没完，刺得老奶奶头疼。大姑娘小媳妇则一把一把，把嫩叶捋到筐里，回去开水淖过，再用冷水浸泡一两天去掉苦味，盐醋一拌，便成为清凉爽口的下饭菜，还祛火。

　　再过些日子，榆树也开始发动：先开花结出一嘟噜一嘟噜的榆钱，又嫩又甜，捋一把直接放到嘴里就可以吃，拌上面蒸熟就是主食了。榆钱未落，榆叶已生，径可以放到锅里炖成一锅烩菜，滑溜溜的，却什么异味也没有。

　　最出名的自然是苦菜，它已成了“野菜”的代表。山西有些地方又叫它“苦苣”，并将其细分为两个亚种：灰色的那一种叫苦苣（苦味重），绿色的那一种叫甜苣（苦味轻）。不灾不荒正常年份，人们只吃甜苣，苦苣则采回去喂猪喂兔子。炎热的夏天，昼长夜短，下午老早学校就放学了，学生娃娃们成群打伙，提篮带铲，拥向田间挖苦菜。学堂里关了一天，一旦被释放出来，开阔的视野，任你左顾右盼，无边的疆场，任你追逐打闹，不必担心老师拧耳朵。那该是一种怎样的解放！直到天渐渐暗下来，篮子渐渐满起来，全身心的兴头劲也蔫下来，于是成群结队，回村回家。回到家里，把菜篮子往显眼的地方那么一放，而后以一个劳动者的架势大模大样坐在炕头上用起饭来，不吃三大碗不撒筷子，直吃到满头满脸汗出如浆。——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所亲身经过的农村生活。

　　岁月清苦，日子难熬。但该发愁的是项门立户的大人们，儿童则永远是纯真、快乐的。直到有一天他们成了他们当年一心想成为的有权的大人时，方才嚼出那饱含于苦菜叶、杨柳叶中的深深的水浸不去的苦涩，那年成不好时的恐慌和求告无门的绝望。然而，“人有一百个救命疙瘩”，这时他们早已从父辈那里学会了应付困难的足够的本领，那就是，扑向土地，地面的，地下的，空中的，那既可怜又仿佛取之不尽的宝藏，保证能救你活命，使你度过难关。请看陶富海先生在《襄汾人与野菜》一文中开列的一份“野菜清单”，计有25种：扫帚苗，茵陈（蒿类），灰条（即灰灰菜），苦菜，野芫荽，蓟蓟菜，蒲公英，猪毛菜（蓬类），芩芩菜，未谷菜，马齿苋，榆叶、榆钱，洋槐花，香椿叶，臭椿叶，柳花、柳叶，野豌豆花，桐花，地皮菜（菌类），小蒜，胡萝卜叶，枸杞，蘑菇。这当然是平常年份人常食用的一些野菜。要在荒年，草根树皮都剥干食尽，除了有毒植物，既有的分类概念彻底打破，就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了。

　　“菜”和“草”，是老百姓知识谱系里两个植物分类学概念，前者与人对应，是人吃的；后者与牲口对应，是畜牲吃的。菜又分为两类，一类指人工栽培作物是为蔬菜，一类为野生的，是为野菜。挖野菜，一般是四年级以下小学生娃娃和妇女的活儿。一到五六年级，男孩的分工便由“挑菜”改为“割草”——喂牲口和积肥用，那是更需要力气的活儿，所用工具也由小铲和篮子改为镰刀和绳子，这标志着——他已然初具成人的意味，任务尽管还没定的那么死，一定须完成多少斤的指标，气概却先已确立——再不能手拿着小铲子、跟女人娃娃们混同为伍了，那样是要被同伙耻笑看不起的。从此以后，他便踏着祖先走过的路，离开采集，一步一步走向农业，走向成人。那些以前他想摸而无权动用的“武器”：锹、锄、犁、耙……也将随着他年龄的增加和资历的积累，而一件一件渐次归他所用，直至最后能“提耧下种”——他终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庄稼人——农人。

　　76、打平伙儿亲

　　山西大部分地区同全国一样，为一日三餐制。冬闲时节，天寒日短，上午十来点钟出工，干到午后一两点钟收工，午饭后下午不再出工，也不吃晚饭，为两餐制，称为“一老晌”。天很快就黑了，外面北风呼啸，寒气凛冽。屋里，邻里间互相串门儿，围火而坐，也不点灯，谈天说地，家长里短。

　　年轻后生们，家里限不住，往往三五结伙，在光棍家聚会，无拘无束，扯东扯西，胡说八道。无非是，东家闺女如何，西家的媳妇如何，不离女人这个永久的话题。结果，村里上下百年事，一桩一件，绘声绘色被传闻一遍：某某家的，现在这会儿是老了，当年作媳妇那阵，走路屁股蛋一甩一甩，胸脯一颤一颤，啧啧！叫你能背过气去！听者凝神静气，说者唾沫四溅。

　　这样胡侃海说一阵，所有人浑身又冷又热，觉得饿了，于是有人提仪：打拼伙。众人立即响应，纷纷摸口袋凑份子钱。钱凑起来，指派一人携钱到村里杀了猪羊的人家割肉，一人去打酒，其余人安锅备火，不一刻那肉便咕嘟咕嘟煮上，冒出腾腾腥香气。

　　宴会开席了，众人七手八脚弄碗筷，大块的肉，油浸浸水嘟嘟被塞进嘴里。然后是喝酒，继续开嗙，高一声低一声，热烈得密不透风。醉意与相思同步，能量蓄积到沸点，要爆裂似的，把这憋气的小屋炸开一个口子。结果是，既没有自我爆炸，也没能炸裂房子，几个人像腌过的黄瓜，横七竖八全醉倒在炕上。

　　这就是“打拼伙”。打拼伙有时也能办正经事，比如几个人合伙谋划做一件事，去到哪里驮炭了，去到哪里贩粮了，等等。谋划商量好了，又是大家凑份子，好好吃一顿，指天誓地，横下决心，要把事情办得怎样怎样成功。——很明显，这是古代“盟誓”的遗俗。结果怎么样了呢？结果却不一定，有成了事的，也有不成事的。成了事的，继续发扬，几个人越走越近，最后成为结拜兄弟，亲同手足，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但多数常中途发生纠纷，或因事情不成功互相埋怨，或因成功后分钱不公产生争执，个别的甚至反目为仇。此所谓“酒肉朋友不到头”也。

　　不过，“好汉对好汉，烧酒紫皮蒜。”这都是些红脸汉子，吃软不吃硬，说不对寸步不让，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圆场圆得好，转眼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大事小事都成了“没事没事”。解决的办法就依然还是“打拼伙”：有的是先说解得差不多了，接着开喝；有的是先入席，端杯，事情到了酒席上再说。圆场说解的人，一般为村乡里会讲话的巧嘴嘴，热肠人，人称“管事宽”。管事宽滔滔一席说，红的说成黑的，硬的说成软的，意见双方一碰杯，一拉手，天大的事随即冰消雪化，比发生矛盾以前似乎还更亲厚三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样一拉拢，双方都保住了面子，而结局也就易得圆满。

　　说归说，但毕竟事情还得是小事，或话语有失，闹了误会，或只不过是一点小利益矛盾。若真遇上大事大故，如人们常说的：挖了祖坟，把人家娃娃填了枯井，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就是神仙也难从中调解了。为此过去家族之间常结成世仇，一代解决不了，就传给下一代。所谓解决，其原则精神仍然是古代社会的“血族复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闹出人命收不了场。而这样一来，旧恨未解，又结新仇，越滚越大，更无了时。为此在乡间，人们对待一些“大事”，从来都格外慎重。宁可得罪神，也不得罪人；宁愿得罪官府，也不得罪乡邻；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如此等等。俗话说：“靠神神倒，靠官官跑。”“虎走山还在。”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长相厮守的，还就是这些邻里乡亲，怎么可以不慎重对待、亲厚相交呢？

　　几个男人相好，又都光杆儿，临时的打拼伙可能演变为长期的合灶吃饭，叫作“朋锅”。这样，安锅立灶，一套就行，既减少了男人最头疼的做饭的麻烦，又大大节省开支。而若是孤男寡女“朋锅”，就一定是同居了，称为“打伙计”。长期下去，就成了事实夫妻。

　　“打拼伙”事实上在小孩中间就开始演义了：几个男孩有时也玩“过家家”，“碗碗碟碟”的摆一摊，树叶草叶为菜，石头土块当饭，还端起来吸溜装作吃得香。待长到十来岁半大小子，秋天到了地里，演义就转为真做：地头掏个土窑窑，烧玉茭，烧山药蛋（土豆）；或拔一抱豆子（黄豆），点起火来“燎豆子”。烧好燎好，数头攒聚，乱手并伸，从土里翻检着吃起来，津津有味，美得不行，体会着“男人”聚会的独有乐趣。不用说，打小有过这种合作“打野食”的经历，长大后一定合群，与周围伙计们合作得来，与社会也能保持和谐一致。

　　总起来看，所谓“打拼伙”，除了“结盟”、“和解”等具体社会功能，它还是男人在社会中男子汉间增进群伙凝聚力的一种社会交往形式，是这些壮汉子们恣意发泄情感而使遇到危机的心理平衡得以重建的有效方式。

　　77、穴居的艺术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崇山峻岭，将全境分割为一块一块的盆地，一条一条的河谷，内陆季风气候，十年九旱，雨水较少。这些条件，给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世代以来，居民生活相当艰苦。在沟深山高的大山区，穴居野处，广种薄收，山高皇帝远，不知有汉魏，人们与世隔绝，过着自然原生态的生活。一个笑话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某工作队经过唐僧取经般跋涉来到某山村，传达形势，宣传政策，布置任务，什么“批林批孔大干快上”一类。村民听了如堕五里雾中，冷不丁懵懵懂懂地问：“那日本人走了没有？”大概，外边的人，除了几十年前日本鬼子去过那个地方，再没别的人去过，关于“外边”的事，他们就只知道这一点了。显然，这是“桃花源故事”母题的现代翻版，不一定真有那回事，但故事的情理是真的。幸福原本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对于这些憨直的山里人，我们断不敢妄加评说，说他们是幸福或不幸。他们是天民。

　　天民们没有过多的欲望和由欲望刺激出来的巧思。他们只是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赐给他们的条件，过他们与天相守、怡然自得的日子。那背靠山崖掏的窑洞，熏得黑乎乎的，大概有上百年的历史，住过几代人了吧，现在依然是他们的家，他们赖以安立命的地方。在住人的正窑旁边，又有许多孔窑洞，有大有小，大的圈大牲畜，牛驴猪羊，小的是鸡窝、狗窝。春日的太阳晒得暖哄哄的，人与动物都出洞，来到不大的院子里（因为平地很少），来享受这让人筋酥骨软、心里麻痒痒的和煦阳光。墙下的桃树开了一树红艳艳的花，淡淡的花香飘散在空气中，招来大大小小的蜂子，嗡嗡嘤嘤，飞上旋下。而站在高枝上的黄莺，则亮亮地喊了一嗓子，不知是感到有些冷清了，要打破这山谷的枯寂，还是心里高兴，憋不住，要与人对吟诗章：“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走出深山，是黄土高坡。虽然沟沟壑壑，雨水把原来完整的地表皮肤拉了一道道口子，但在沟壑之间，梯田一层一层，由低而高，一直通向山顶，像是黄土的雕塑，镌刻记载了这里的人们为了生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再看他们的窑洞，果然已很有不同：有的是平地起墙，上面用土坯券顶，有的仍是傍崖掘洞。前者叫“券窑”，后者叫“掏窑”。掏窑券窑，都修着整齐的门脸儿，有用砖砌的，有用方石垒的，有用泥抹过再涂以白石灰的。配以大白麻纸糊的窗户，红纸剪的窗花，一种山村人家特有的整洁和温馨，便透入窗下人的心间。这样的窗户，这样的窑洞，那洞里喁喁唧唧的一对新人，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吧？

　　待到走下山坡，进入平川，则无数平房屋顶，高低错落，广袤铺开，而通告了这里的富庶和热闹。平房多用白灰挂顶，既是秋日晒粮的好场地，又可登高望远窥近：远眺明净碧空中白云苍狗的斯须变幻，近窥邻居院里估不透大爷究竟在悄悄鼓捣些什么。

　　高大的瓦房，有的一出水坡顶，有的两出水人字顶；有的一色板瓦互相衔咬铺到头，有的板瓦铺底通瓦扣槽；有的是新盖，有的是陈年老房。分别传达出主人家世、家境的不同消息。正像城里人比汽车牌子一样，乡下人则摽住劲比房舍。盖房娶媳妇，历来是山西人生活中最大最重要的两件事，不是为了追求奢华，而是事关家族的社会地位及长久的繁荣发达。过去有钱财主要建四合院，现在则一个儿子一处房，单门独院。房高院敞，红门绿窗全油漆，屋里炕围子鲜鲜亮，花朵朵一般新媳妇娶上炕，洞天福地，生儿育女，则人生至境如此而已，夫复何求！

　　安居而乐业。安居是农耕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山西总的说，是非常讲究房舍的，尤其是在晋北的代县、繁峙县这一带，拼了命也要盖好房子，从牙缝里抠，一个钱掰两半花，终其一生就谋的是盖房。有房才有得媳妇娶，才能传宗接代，后继有人。可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结果，房子盖好了，日子过苦了，诚如当地俗语所谓：“住的是庙，吃的是料。”一语说尽。

　　不但人要安居，神也要安居。房子土地搬不走，生存依赖在此，祖坟在此，子孙后代仍将生活于此。则一方神灵保护一方人，神也得在此山此水世代安居相守，不能随便迁移的了。这就得给大大小小的神们盖比人住的更好的房子，而产生出建筑方面山西最引人注目的特点：遍地都是庙。山西的庙宇建筑，不仅盖得多盖得好，而且由于气候干爽等原因，在全国范围内保存得也最多最好，据统计：至目前为止，全国地面古建筑（明清以前），75%保存在山西。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而却是事实。大的赫赫有名的如，五台山佛光寺的唐代建筑（梁思成发现）及其余数百处寺院，应县的辽代木塔，大同上下华严寺，浑源县的悬空寺，代县的边靖楼，太原晋祠，临汾尧庙，宁武雷鸣寺，永济万固寺，洪洞广胜寺，永济普救寺，运城关帝庙，代县杨家祠堂，运城司马光祠，芮城永乐宫，万荣秋风楼和飞云楼，榆次古楼，新绛稷益庙，稷山稷王庙，蒲县东岳庙，隰县小西天，晋城青莲庙，交城玄中寺，平遥双林寺，壶关二仙观，河津真武庙，以及民居建筑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阳城皇城相府等等，从保存最早的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直到明清，几乎应有尽有，真就是中国古建筑的一座天然博特馆了。至于小的庙、观、祠、塔，什么奶奶庙、关帝庙、武道庙、三官庙，差不多村村都有，不稀奇了。

　　中国的神不像西方基督教的上帝那样全知全能而又公正不私，他们有些像人——确切地说是像官，地方大了人多了可能管不过来，有的说不定还偏心眼有地方观念，故而从大到小，就同国家安官设吏似的，但凡有人的地方都要安插周到，体制严密。这样，最高的大神如玉皇、如来之类，指挥起来才方便，用得放心，而被管理的人也可以一心一意做他黄土地的营生。只不过就多盖些房子、塑几尊像而已，不费事。

　　黄土是最可信赖的。最稳定最踏实，打几丈深的井，井筒子不必券，不用担心会坍塌；地震的时候，飞檐斗拱五檩二柁的房子会震倒，而土窑洞却安然没事。那是大地的腰身啊，大地岂能有损坏？

　　平陆县人对黄土的感情可谓比哪里的人都深厚。他们不仅背靠土崖掏窑洞住，要是在平川地方无崖可掏，他们就先在平地上四四方方挖出一个四五米深的“地窨院”来，然后再在院的四壁上打洞掏窑，三孔五孔、十孔八孔的打，有人住的，有牲口住的，有当库房用的，有专放柴禾的，全了。院里栽桃种葫芦，鲜花盛开，绿树成荫，儿童嬉戏，群鸡乱叫，充满昂扬生机。对了，还有出院的门洞呢：在院的一壁上，打地道似地斜掏出去，直到钻出地面，于是这位于地下的天井小院便与外面的广大世界连成一气。

　　秋禾登场了，不必运到院里，而是堆到窑顶上，那里已修得平平展展，压得瓷瓷实实，是打谷场。粮食脱粒晾晒以后，便顺着预先掏好的垂直通道直灌下面的窑洞里的粮仓，省力省事。有了这样一条粮道做保障，则任凭天雷响彻，哪怕把圆圆的天盖炸个口子，这里也依然一片的宁静，安详。

　　这要是给交城天宁寺的观音菩萨落下云头看见了，大概也会羡慕的：她老人家的居室“观音龛”建在树上，人称“树上庙”，是地地道道的“有巢氏”了。虽然居高临下，可以少许摆脱尘世的喧嚣，但到底风雨飘摇，常有不落实不安稳之虑吧。而她不知道，那些摆弄黄土似乎有瘾的庄稼汉们，要掘成这么一个“地窨院”所动运的土方数，算算出来，还真吓她一跳，那得是一队父子兵干上几年才能完成的，离“愚公移山”的意思差不多了。

　　78、永远的乡情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数百年来，全国许多地区，乃至东南亚华人居住区，差不多都流传这样几句歌谣。时至今日，不少人仍上得口，挂在嘴边。这已经成为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在故事的背后，是明代初年社会大移民那一段悲壮的历史。

　　元末社会大乱，朱元璋崛起起南方，先后打败南中国的元军及陈友谅、张士诚等部，杀了个尸山血海，称帝于南京。继而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副之，移师北征。朱元璋亲自制定战略部署为：“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河南河北），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明史太祖纪一》）实际战争进程，与此大体相符。徐、常率军二十五万，进军山东、河南、河北，血战克服。继而破潼关得陕西，最后取元大都（北京），元帝北遁。大局初定，方由河北翻越太行山，先取晋东南，继而袭破太原，一鼓而下，复山西全境。之后是扫尾战，进军东北，略定大西北，天下平。

　　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以夺取南京之前的苏皖战场，和夺取元都之前的鲁豫战场，战事最烈，死伤人数巨大，每战下来，都是斩某万（最多时达五万）。无辜百姓，亦遭屠戮。常遇春所部，最能杀人，动不动屠城，如河北雄县，满城被屠（《明史》）。相比之下，以山西受战争之创为最轻。因为这时元都已拿下，元军山西残部无心恋战，明军势如破竹，席卷而下，未受到大的抵抗。除常遇春追杀元军，在太原至忻州之间屠杀了一些人外，其余战事均不甚激烈。

　　天下初定，苏皖冀鲁豫诸省及北京地区，人口稀少，田地荒芜，民生凋敝，千里榛莽。于是从洪武三年开始，由官府组织，集中由山西向外移民，其移民总集散地就设在山西洪洞县。当时，洪洞县城北有一座广济寺，寺旁有一棵据传植于汉代的古槐，树干粗大，枝叶繁茂，上面有许多老鸹，常常上下翻飞，呀呀哇哇叫个不停。移民们便在这里集结，办好有关手续后，统一由军兵押送，分遣至京冀鲁豫苏皖诸省区。

　　但是，这一过程还未完全结束，战事又起。朱元璋死后，其皇太孙朱允炆在南京继位，是为建文帝。远在北京的朱元璋第十三子燕王朱棣，诸潘中势力最大。中央朝廷心怀畏惧，有朝臣就向皇上提出“削藩”之策。于是，帝、王之间，矛盾骤起。朝廷要削藩，燕王要清君侧，战争随即爆发。朱棣打着“靖难”（平定叛乱）的旗号，率兵南下，朝廷兵由南而北，双方在河北战场上过来过去，拉锯血战两年，不分胜负。第三年，燕王调整战略，不略地盘，心不旁骛，率军长驱南下，直指南京，一举克服。于是登帝位号令全国，战事方平。而以河北、北京等地区为主，已受战争重创，人口急剧减少，大片农田成为荒地。

　　这样，明成祖永乐皇帝于是接过当年他父亲明太祖未完的事业，继续由山西向外移民。据统计，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四年，近五十年间，先后移民计八次，移民人数没有确数，历史学家推想应是一个相当大的量。

　　中国汉族人，尤其是山西人，世代农耕为业，守土重迁。“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穷窝”，出门形如送命，离家更似丢魂。但官府命令如山，官军监押如同押送囚犯，只好丧魂落魄，扶老抱幼，背锅提罐，随军迁移。哭号之声，盈户积野，不绝于路。不是“爷娘妻子来相送”，而是合家大小全上道，“哭声直上干云霄”。有的老年人索性自尽，宁作家乡鬼，不作异乡人。其情景之凄怆惨烈，不忍卒闻，直至数百年后的今日，仍留下种种传说，新鲜如昨：

　　——一传说称：官兵押解移民，为防逃逸，将他们双手绑住，然后用长绳串起来，几十人串为一队。一路上，不时有人要大小便，就呼叫兵卒：“给解解手吧，要大小便了。”这个叫，那个叫，叫得多了，便省成“解手！”这便是“解手”为大小便的来历。

　　——一传说称：官家从晋东南往外移民，当地人问：“到哪里去？”官兵哄骗说：“老鸹窝。”“那里有房子有地吗？”“啥也有。老鸹又不会垒窝，它住的是喜鹊的窝。你们也一样，去了有现成的房住，有地种。”结果到了集结地一看，却见广济寺旁大槐树上，鹊窝累累，老鸹乱噪，噢！这就是“老鸹窝”呀？但后悔也晚了。

　　——一传说称：移民们集合到洪洞大槐树下，每人发一凭证。分发完毕，分遣上路。为防止中途有人逃走，便让他们脱去鞋袜，在每人脚趾上砍一刀，留作记号。结果，世代以来，移民们的后代，代代小脚趾盖上竟都留下遗传性记号：一道竖纹把趾甲盖仿佛分为两半儿。这说法是很奇异，但谁都这么说，而且相沿成俗，看脚认同乡：不论哪省哪国人，聚在一起叙祖，若都说是山西洪洞人，这时候就要脱袜验看脚趾头了，看有没有那个记号。

　　——一传说称：有牛姓兄弟三人，外迁地被分作三处，临别时，弟兄三个抱头痛哭，不忍撒手。官兵催斥，老大情急之中，取出铁锅摔到石头上碎成三片，三兄弟各持一片，相约：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日后凭此相认，能对上，就是一家。所以到现在，姓牛的碰上姓牛的，就要问：“什么牛？”若都答：“打锅牛！”立即认作本家，亲热起来。

　　以上种种传说，即使现在讲起来，依然能感觉到它的热度。在当时，更是饱含了热血和眼泪，刻骨铭心，而播下后辈子孙魂牵梦绕、解不开的根的情结：不论身在何方，山南山北，千里万里，只要提起山西洪洞大槐树、老鸹窝，就不由感到无比的亲切，仿佛遥远儿时的一段乐曲从耳际掠过，一缕清风把一种熟悉却又想不起来由的香味儿送入鼻端。

　　当年那棵古槐，后来同广济寺一起被大水冲毁了。时隔不久，又从根部发出新枝，逐渐长大，成为第二代大槐树。年深日久，二代槐也枯死，1974年被风刮倒，当地政府只好用水泥铁箍将其固住。现在，又从二代根上孳出第三代，已粗可盈抱，茵茵可爱，也算是天不灭槐了。旁边碑亭里，清末碑刻“古大槐树处”，依然完好无损。只是老鸹已无处立窝，它们的后代也成了移民，星散四乡了。

　　大槐树，一代二代三代，生生不息，正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在这精神的支撑下，中国人以其极其坚韧顽强的毅力，从远古走到今天；当年血泪心田的移民们，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已瓜瓞绵延，遍布全世界了。这些人，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经多少周折，赶来“大槐树处”，寻根认祖。回想往事，深感移民祖先当初所付的精神代价，真是太大太大了，比之古以色列人“出埃及”，欧洲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越洋迁往美洲，也不逊色。

　　数千年来，中国人从个人到国家，以农业为根本生存手段，农业为立家之本，立国之本。

　　一个家庭，只要占有一小块圭地，几乎不必外求，便可自给自足，繁衍生存。于是，一块一块的土地，附着一个一个的家庭，然后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专制政府把所有这些家庭统一起来，由厚厚的“边墙”把所有这些地块儿统一围拢起来，这便成为我们中国。

　　“边墙”之内，地块儿与地块儿之间具有空间上的邻接关系，家庭与家庭之间具有空间上的邻接关系和时间上的同祖关系；在这上面，复交错着复杂的婚姻关系，伸出一条条纽带把众多家族连结在一起，由此形成统一的中华大文化区。

　　但是大山大河的自然阻隔，造成一个一个自然地理界域，割断了土地之间的自然邻接，阻绝了婚姻关系的无限延伸，使地域与地域之间无法形成同宗共祖的祖先同源关系，——由此而使大中华文化区复又分割为许多地域文化区；由于同样的原因，各地域文化区进一步又分割为更多的地域文化小区。地域与地域之间，生产生活，风俗惯制，有很大的差异，而呈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

　　由此，一个地域文化区的居民，移居另一个地域文化区，就如同人体器官的移植一样，既困难，会产生极大的痛苦，又不能百分之百地成活，成功。中国人，尤其是山西人，“好出门不如赖在家”，守土重迁，其根源盖出于此。

　　然而，这种静态的区域文化结构，却最适于人口的繁殖增长——这也本来就是人原初之理想。殊不知，人口增长却以一种动态的力量，到一定的程度（超过土地的人口负载能力）便胀破既有的生存文化结构，而使原先的安定生活，变为一种生存的争夺，主要表现形式便是争夺土地。可以想象，其最终结果就是战争——即使像元末那样的表现为“民族矛盾”的战争，说到底，仍不过是生存危机即土地危机的结果，道理很简单：有地种，有粮吃，农民就不会离开家门上战场，无论当皇帝的那个人是什么族。

　　战争的结果是，人口不均衡地减少，有的地区土地荒芜。那么，就只有移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