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格（二）

　　21、处常御变，以静制动

　　人类从诞生那天起，就面对一个万有同流、变动不居的世界，置身这挂飞驰呼啸、奔雷激电般造化之车中，每一时刻，每一情景，都无不让瑟索于车隅中这伙特异的生灵感到一种彻骨的新奇，彻骨的惊恐，以及在新奇与惊恐之中萌生出别无选择的“自救”的信念，一个声音从浩茫空际长啸而来，化作千万把利剑刺入人的心中：把握变动，要么死！

　　经过多少苦难多少挣扎之后，心儿终于初获平静，而用它那造化赋予它的比造化之剑更为锐利的思想之剑，穿透万有，披纷理乱，将此眼前的滚滚乱流稍稍加以整理，万有同流全无秩序之变，于是而分类合并成三，曰：天地人“三材”；与此相对应，变化亦有三，曰：天之变，地之变，人之变。

　　在天之变，曰日升月落，风雨雷电，四时代谢，不舍昼夜。在地之变，曰百物荣枯，万象无常，沧海桑田。在人之变，曰人生如梦，生死无常；人心如电，诡谲万端。

　　若得生存，必得处常御变，以静制动，设以三“长”：天变以天皇制之，地变以地皇制之，人变以人皇制之。此之谓三皇。三皇各掌其域，各司其职，各域有序不乱，于是而世界创立。

　　这应当说是中国文化中远古初民们对世界的一种最初分类，但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分类：中国文化后来一切的具体展开，无论其内容如何不断增进而至繁富复杂，亦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多端而至花样百出眼花缭乱，变来变去，总变不出“天地人”所谓“三材”这一总的分类法的范围，总是在这一划定的圈子里翻跟头。

　　中古以后，中国佛道二教盛行起来，于上跻身于国教的至尊地位，其领袖成为国师，出入宫廷，帝王亦拜倒在他的脚下；于下则深入人心，成为国民依之安身立命的信仰。而其他五花八门诸教，包括从西方传入的诸洋教，则未得传播开来。查其原因，固然很多，不能一下说得清；而就其理论总体结构而言，则明显可以看出：佛道二教与中国文化原始信仰的分类结构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一种三分分类法：佛将世界分为“三界”，道教则有“三天”“三官”之说。相比之下，譬如说西方的基督教，则固守形上、形下的二分法，形上为超越性的创世主即上帝，形下为有形之物理世界，明显与中国传统判然不同，难以侔合。

　　于是，中西文化的指向也便完全不同：西方文化旨在揭示原因，中国文化则旨在找出手段。前者构筑理论，后者完成实践。前者惟知，后者惟能。前者寓能于知，后者寓知于能。

　　当西哲与中哲面对同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时，使西哲感到困惑的是理智上如何予以把握眼前这一变项，而慨叹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是如何能够达到以变逐变的问题；而使中哲感到困惑的则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在此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人本身如何能保持其持守，一贯不变——是如何能够达到处变不变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的山文化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持守”的话，则水文化集中关注的是如何面对变动：不是强变为不变，而是将杂乱的躁变纳入有序的变而化之，与时俱化，进入安详。

　　22、中西洪水神话母题的异同

　　在世界范围内，各不同文化大都认定：洪水为人类创生以后所遇第一劫难，而以“洪水神话”的形式予以记录，流传至今。埃及的，巴比伦—苏美尔的，希腊的，犹太教、基督教《圣经》的，以及中国的，等等，都是如此。

　　不同的是，中国的“洪水神话”与其他诸神话的主旨完全不同。后者所讲，旨在揭示“原因”，从而推出“结果”，那就是：人类不善，得罪上帝，上帝惩罚人类，而造成大洪水；结论：上帝严惩而终于没有灭绝人类，人类而今而后当以绝对虔信面对万能之主上帝。

　　在中国，则完全不见上帝的影子，更莫论上帝所释放出的方舟。洪水既非上帝所有意释放，人面对洪水时亦复不思出现奇迹——有上帝降一只大船来救渡自己；用不着思考原因，问题只是一个，想怎么面对，那就是：挽起裤腿干吧：治水。

　　于是，在西方文化，一个事关哲学—宗教本体论的超人间事件，在中国文化却成为一件纯粹的人间事务。可见中国文化具有着怎样的镇定的性格！干吧，治水！完成这事务的，是居住于此地域中普通人群，率领人群的是人王。至于如何把事情做成功，下层人所依恃的是他们的头领即人王，人王所依恃的是他作为人的人智人力，在此没有任何“神谕”存在的地位。

　　23、伯鲧治水，事功与道义两面俱失

　　中国神话，现存不多，而且零乱得要命，歧说丛生，不成系统。有人以为，这是中国早熟的教化性质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所致，一则删除，一则改篡，而使神话“历史化”，零星保存了那些勉强可纳入此“历史化”文化系统之中。

　　此种情况可能是有的，但无论如何，现在是不容易比较彻底地讨论清楚了；同时，我以为，的确也没有必要给予穷根究底的讨论，那没有意义，因为：假如后来的中国文化真的大规模改篡消灭了自己的源起文化其中主要包括神话，那说明，这也正是该文化系统它的本性就是如此的，这个文化系统它后来的发展定性，已然与其先前的源起完全相悖，而决定将其完消灭抛弃，在这种情况下，那更后来的人们比如今日的我们，硬是刻意搜求，寻找出那早已被弃的原始真材料，反倒不合于该文化系统的要求，而无法据以了解该文化系统本身的性格。

　　就现有的材料而言，中国的历史起步于“二帝”（炎黄）时期，成形于“三王”（尧舜禹）时代。这是一个人神共处的神话时代，天帝与人王，身份常常合二为一，混一不分。所谓“洪水”时代，发生于“三王”时代。

　　洪亦作鸿。多种古籍记载了这次事件，《尚书尧典》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尚书益稷》记：“洪水滔天。”《吕氏春秋爱类》更具体记述洪水发生的地点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津，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等等。

　　最初受命去治水的是鲧。据《尚书尧典》记，鲧为帝尧下属，他是受“四岳”（四方诸侯）推荐、得尧之任命去治水的，结果九载无功。

　　《山海经海内经》说鲧是黄帝之孙：“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白马，当然应该是鲧的图腾无疑了。后世祭河仍有沉白马之俗，我以为其最初源头即应源起于此。

　　那么鲧是怎么样治水的呢？《海内经》又讲：“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郭璞注“息壤”：“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塞洪水也。”

　　情况似乎是：面对滔滔洪水，鲧情急之下，没有请示天帝，就径自盗出天帝的神土息壤，以堵塞洪水。结果，天帝一怒之下，命火神祝融将他杀死在羽郊。那位天帝，据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推想，很可能就是黄帝。

　　但由此却显出，鲧急下方之灾情严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冒死盗土，以救下方生灵，实在是一位神话“英雄”，有似于希腊神话中从天上盗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但是，鲧没有像普罗米修斯那样成为千古不灭的英雄，受到人间的敬仰和崇拜。相反，他成了一位罪人，而且是一位失败的罪人！他之得“罪”，正为“不待帝命”，为犯上，因而既不为在上之天帝所容忍，复不为在下的广大民众所理解，整体文化系统视他为异类，简直是小丑。因为，他不特具有敢于犯上的大胆狂妄，而且有不明事理的颟顸可笑——比如就技术而言，他竟不懂得自然物理，鲁莽地以土“堙”水，以堵塞而不是疏导的办法来治水，完全违背水性自然！总之，他是在道义与事功两个方面都彻底惨败，而被文化系统整体予以否定。只有受难者屈原为其感到不平，称赞鲧耿直，在《离骚》和《天问》中反复对他表示同情，叹惋他的不幸，对“天”再三发出追“问”。

　　鲧的犯天命，由神话而演为历史以后，便成为因犯王命而遭正法。《吕氏春秋行论》记：“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简直成为一位叛逆造反的乱臣贼子，舜将其殛死以后仍不能释愤，再剖之以吴刀，大快人心。自此以后，鲧的身份最后被定型化，再没有翻起身来。没有一个人去揣想：那鲧的发怒，也许是欲与舜争夺接班人的位置吧？

　　24、疏导精神

　　鲧死之后，从腹间生出禹来。《山海经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率卒布土定九州。”《全上古三代文》辑《归藏启筮》则记：“鲧殛死，三岁不腐，副之以吴刀，是用出禹。”大禹是从鲧身体中用刀给剖出来的。

　　鲧腹生禹这件事表明，其时已越过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权时代，而进到男子统领、拥有天下的父权时代，于是有在文化上以神话的意象将生子之特权亦复夺予父亲，这样特别的事件发生。——这样的事件，即使到了很遥远的后世，仍保存有其风俗遗存，即：女人生子，男人坐褥。在中国西南某些民族中，解放前就还存有这样的风俗习惯。其文化含义与神话中的鲧腹生子是一致的。

　　禹继父业，受命治水，历尽艰辛，终于成功，为中华文明奠基，成为万世为人敬颂的圣王，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为深著。其要点大约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是其治水的方法，以疏导为主，堙堵为辅，全依水的自然本性施治。这一条，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立国治民的经典宝训，不改的黄金圭臬，而被统治者所遵循，代代重复申诵不辍（实际做到怎样的程度是又一回事）。

　　禹初治水，亦曾用堙塞之法。如前引《山海经》即谓，帝命禹“布土”以定九州即是。《淮南子墬（地）形训》更记：“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简直跟他父亲一个样用息壤来塞水。（只是不知那“息土”是哪来的？也是盗天帝的吗？还是天帝批准赐予的？）而屈原也就好奇不解地这样问：“洪泉极深，何以寘（填）之？”屈原他大概还不知道禹手里亦握有了那神土息壤了。

　　以后，疏决便成为大禹治水的核心手段。《天问》有句：“应龙何画？何海何历？”王逸注：“禹治洪水之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最终，将水导之入海，而获成功。

　　这一结论，成为文化最终认同的律则，得到后世越来越明确具体的释证：

　　《孟子滕文公上》：“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

　　《淮南子修务训》：“禹……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

　　《艺文类聚》卷十一引《符子》：“禹……凿山川，通河汉。”

　　《墨子兼爱中》——禹治四方之水：西方之水，导注“渔窦”（注：疑即龙门）；北方之水，导注滹沱河及黄河；东方之水，注之“九浍”（九河）；南方之水，注之五湖。

　　疏导之为法，不特成为后世历代治水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并且推而广之，成为治国的最基本的方法论。

　　25、公天下精神

　　第二，作为群体首领，禹的身份是全体人民的公仆，为群体谋生存，公而忘私，吃再多的苦，责无旁贷，理所当然。是为“禹德”。受到后世经久热烈的赞扬。

　　孔子赞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也。”有天下而不占为己有，一派公天下之心，全力为之效命，为生民兴利谋福。又谓：“禹，吾无閒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祭服），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閒然矣。”（《论语泰伯》）康有为《论语注》释义曰：“禹奉身极俭朴，而饰于宗庙朝廷者极文明。不役民力以济民，故于水利极精。丰俭与人反，而适得其宜；安乐于己少，而适得其公。约己而丰施，劬躬而勤民，不以人君自侈纵，故有天下而不与；不以尚俭失文明，故巍乎有成功，焕乎有文章。所为无可议也。”

　　26、民生主义

　　第三，立国之义，民生第一。无论什么样国家，总归首先须做到，据一方土地，养一方人民。民得生存，方才有家有国。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可称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唯物主义”了，是传统文化第一政治哲学。谁能较好地实践这一哲学，给生民辟出一足可生存繁衍的乐土，谁就有资格为人王——为民之君，受到人民的拥戴。

　　在这方面，尧、舜、禹三王，当之无愧。他们为群体的生存，创造出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家园。由此而为日后数千年中国，开立最基本的“国家精神”，那就是：养民为国家之首要责任。为此，孟子盛赞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

　　为此，其一核定田土，其二开辟水道，便成为开国立王、组织国家的首要大计。核定田土，以确定各地贡赋等级，收缴中央，而掌握天下财富，以便安排在国家统一调配之下的全国民生，使人人得有饭吃，而避免人与人之间财富占有太过悬殊，一些人奢侈太过，一些人则饿死沟壑，或揭竿造反。“饭”之为字造得妙极了：有食为饭，无食必反！可见田土政策事关国家存亡，丝毫忽略不得，绕不开。第二件事是运用水道，将天下河渠脉络踏勘清楚，以水为道，开展交通运输，组织粮物之收缴调拨。俾使血脉畅通，转运四达，而保障国家机体吐纳代谢不竭，生机常健。治国安民，手段在斯。

　　27、《尚书禹贡》的国家蓝图

　　这样的精神，在大禹治水一事中，亦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为后世中国如何安邦定国，立出总的纲要。其比较完备的记述，则在《尚书禹贡》中。

　　《禹贡》一篇作于何时，近代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王国维主作于周初，钱玄同主作于晚周，郭沫若主作于春秋、战国间，顾颉刚主作于战国，陈梦家主作于战国或战国后，等等不一（参见蒋善国《尚书综述》第五章）。

　　这都无关紧要，由学术界继续探讨考订好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无论《禹贡》作于周秦间哪一时期，是信史，抑或伪托，一个不改的事实是，从汉代开始直迄于清，二千年间中国封建社会，从未对其有过怀疑，并且一直将其奉为最高政治宝典，施政圭臬，信奉不渝。有此一点，对于我们了解把握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就足够了。即使它真的是伪作，一点也不影响二千年传统社会却信它为真、将其奉为国家政治精神总指导这一现实。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禹贡》一篇，它于夏为“伪”，而于汉唐明清却为“真”，是假作品，真精神。好比如秦始皇，即使他真是吕不韦、而非秦王嬴氏之子，也一点不影响他假嬴裔、真秦帝的实际地位。若欲了解秦国及秦帝国，必要了解秦始皇；若欲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必要了解《禹贡》。就是这么回事。

　　《禹贡》开篇之言为：“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是为题解。接着讲了大禹所做三个方面的立国大事：一为疏浚河道，一为划分九州，一为别定各地田土及其所当缴贡赋之等级。

　　划分九州。大禹将全国分作九州为：冀州，约当位于今山西及河北的一部分。兖州，位当今山东的西部。青州，位当今山东东部。徐州，位当今山东南部及安徽、江苏北部。扬州，位当今江苏、江西。荆州，位当今湖北及湖南、江西的一部分。豫州，位当今河南。梁州，约当今之四川。雍州，约当今之陕西。

　　其治水工程及路线大体为：以河江淮济四水为主干，劈山导渠，疏注入海。然后将天下众水及湖泽，主要归于河、江二系，而后附二水一道入海。其间最为浩大的工程，也许要算开壶口、劈龙门两项，其余劈山导渠者，亦有多例。

　　然后别定天下田土及贡赋等级，并标定入贡漕运线路。中心汇聚点：约当在黄河风陵渡一带（传说中禹都安邑南，在今山西运城）。

　　冀州沿海一带，由碣石入黄河，由东向西，漕运入贡。

　　兖州漕运路线为：由济水及漯水，转入黄河。

　　青州，由汶水入济水，再入黄河。

　　徐州，由淮河入泗水，而后入菏泽，再转入黄河。

　　扬州，由长江入黄海，再转淮河、泗水，而后入黄河。

　　荆州，由长江入沱水、潜水、汉水，接着登岸陆挽至洛水，再由洛水入黄河。

　　豫州，由洛水入黄河。

　　梁州，由潜水北上，而后登岸陆行，再先入沔水，次转渭水，最后由渭入黄河。

　　雍州，经积石山进入黄河，顺流至龙门、西河，然后到黄河与渭水交汇处。

　　传说禹都安邑，观《禹贡》所设计，天下入贡中央所行路线，四方汇聚，大体上也就是朝向今山西与河南之间那一黄河段的，正指安邑方向。

　　可以说，《禹贡》的思想，直接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基本布局，及其国家精神：首先，天下分作九州，九州合为一体，再不是各自为政、独立的诸邦国。其次，天下生民为一体，而有权利尽得自然所赐天下之利，得以存养生息。因此第三，国家有义务疏理河道，一方面平治水土，为天下人民辟出生存之地；同时，以河道网为交通转运网，组织调配天下财富物资，使之达致大体均衡，而维持国家组织的持续正常运转，并维持天下生民日用必需，常不匮乏。而欲实现此一理想，尚赖于群体首领，全然奉献一片公心赤心，做天下人的公仆，竭其心智，劳其体能，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上副天心，下合民意，不负圣王之称。

　　由以上可知，小小一篇《禹贡》，几千字，将后世数千年中国立国、持国的总方略，从精神宗旨到具体技术实施，都讲出来了，说它是中国的政治宝典，很切合吧？而这一切都是由自然的“水”所导引出来的，没想到吧？

　　28、中国洪水神话精神——国家主义

　　远古大洪水，在各民族中都留下了印迹，大部分民族都有“洪水神话”流传。从考古地质学推断，约一万年以前，第四纪冰期的末期，由于冰川的溶化，曾导致地球表面普遍的大洪水的爆发。人类世界范围内的“洪水神话”，应当就是对这次事件的远古追忆。

　　所当注意的是，此种追忆，实实在在是一“文化事件”，而非客观事实的“原始记录”。故此，“洪水神话”它是一个完整文化文本，它里面包含了人类对宇宙的总体思考和解释。同时，此一文本，是随着历史的展开，一直处在不断的再创造之中，直迄于文字诞生、有了文字记录好久以后，方才最后定型；即使如此，对此一定型文本的释读，却仍在持续进行之中，迄未完结，将来也是如此。

　　在这整个漫长历史进程中，各不同民族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个性，神话本身也具有了不同的文化内含及精神指向。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之下的“洪水神话”指向了宗教，即朝着宗教的方向发育，最终成为了宗教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揭示了“上帝通过洪水惩罚人类罪恶”这一基本宗教主题，即“原罪”的主题，如《圣经》洪水神话就是这样的。

　　在中国文化则指向了历史，神话最终成了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历史的“起点”部分，而获具特殊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为后来的历史，开启了一个具有“定位意义”的头，而直接决定了后来中国历史的展开方向——朝向行政化、大一统、官本位一路奔驰，更不回头。而“神话”所本来具有的神幻成分于是被逐渐剔除或修改，以便得以将其纳入历史理性的框架之中，为“常情常理”所能够理解、解释，并与日后的历史能够直接贯通一气。

　　这样，通过对神话成分的剔除和修改，神话一步一步从天上降落人间，由天书变为人书：原来文本欲达成的天上“神圣”，现在则达成了人间的“道德”至上；原来欲表达对宇宙整体的理解，现在则只不过表述为对一项人间事务的理性处置；原来指向思辩，现在指向了实践；原来欲达成对造物主的虔敬，现在则达成对人民的忠诚。如此等等。

　　如此一来，西方文化经历了“神话——宗教——历史”这样三个阶段的思维发展历程，在中国则直接由神话迈进到历史，而将“宗教”整一个历史阶段完全舍去。（中国当然也有宗教，但那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独立的意义。）

　　故此，设以西方文化体系为对照，则中国文化的发育发展，那的确是发育得过快，是所谓“早熟”了。不过这只是一种比较而言的说法，倘反过来以中国文化为参照，那么西方文化又可称为是典型的发育迟滞，一点也不夸张。试想，在中国已达到唐宋那样高度的文化发达阶段的时候，西方却仍蜷缩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原地转圈，这岂不是发育不良，得了小老头病，发育迟滞？

　　但是，若将历史再向后延伸，作更大尺度的审视，却又不对了：西方一旦走出中世纪的宗教阶段，近代以来，西方若蛹蜕壳，一飞冲天，如有神助，向前跨一大步，而迈入机器时代。反观中国，却仍然滞留传统社会，沉浸在自己曾经得意的“早熟”之中，拔不出身来。反而是大大的落后了。若就此而言，则我们似乎又可有这样的感想：生长发育，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有用的，不可少的；为图迅捷，免掉了沉闷无趣的作蛹阶段，直接由幼虫一步变成成虫，势必将损失掉发育所必不不可少的某些元素及其功能，造成为日后机体的某些缺损，功能不全。速生林，毕竟有其先天的不足啊。

　　但是且慢，历史就此结束、到了要下最后结论的时候了吗？当然不是！以后将会怎样了呢？谁也不知道。谁能说历史就此定格了呢？假若有一天中国的发展再一次超过西方，那时又将怎么说呢？

　　怎么说？我的说法是：就世界整体而论，中、西两种不同性格的文化，正犹如身体的两条腿，历史的向前演进，活生生就是：迈出左脚，超过了右脚；右脚再迈，又超过了左脚。如此交错，无穷向前，直至有一天互相吸收融合为一。这是唯一一个正确的结论，再没有第二个。舍此，而以一时之状况论定全部历史之永远，则不特性急，亦且浮浅。

　　回头再说“大禹治水”。中国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的整体，从实体到文化，均肇端于此“神话—历史”的起点之上，从精神构成到实践搬演，无不如此：天子唯一，养民治民，水道漕运，社会均一。这些突出的特质特别是从秦汉以后的历史，看得再清楚不过。其总体精神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国家主义。这都是中国水道的联网所造成的结果，是从大禹治水那里为源起的。

　　29、两种文化系统

　　围绕“大禹治水”这一“神话—历史”事件，还有一更为重大的问题，需要稍作发掘，予以说明，那就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历史转换，正发生于此一时代，并且即以“治水”为转捩点。

　　研究表明，在尧舜禹时代，即所谓“三王”时代，中国文化存在有两个不同的大的亚文化系统：一个以“尧——舜——益”为一系，以母系文化为主体，以鸟崇拜为标志；一个以“鲧——禹——启”为一系，以父系文化为主体，以兽崇拜为标志。此二文化系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后一文化系统最终取得胜利，父系文化战胜母系文化，历史实现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换；转换之后，在父系文化的总体框架中，将既往文化因子，予以新的综合，成为后来中国延用三千多年的所谓传统文化系统。

　　30、“尧——舜——益”系统：母系制

　　先看尧舜这一系统。

　　据《史记五帝记》正义：尧为帝喾次妃陈锋氏之女庆都所生。帝喾即帝俊，也即殷墟卜辞“高祖夋”者。夋，卜辞作一鸟头人身形象，应属鸟氏族标志无疑。

　　舜与伯益，均古代东方商族之祖先，并属鸟氏族一系。《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其证。《史记殷本纪》则进一步展开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是故，舜之后代，并属鸟氏族。《山海经大荒东经》：“帝舜生戏，戏生摇民。”摇民即嬴民，为秦人祖先。《海内经》：“有嬴民，鸟足。”

　　戏为孟戏，《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治水土……佐舜调训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伯益）。舜赐姓嬴氏。大费生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大廉玄孙曰孟戏、仲衍，鸟身人言。”这与《大荒东经》的说法在时间上不能对应：《大荒东经》说帝舜生孟戏，这里却说孟戏为伯益之子大费的玄孙，而史有明载，舜与益为同时代人。不过不要紧，古籍之间，错讹之处固多，已不可深究。要之，记住他们并属鸟氏族这一系，就够了。

　　孟戏又作孟Y（Y﹦“虧”字右边“亏”换为“兮”），《太平御览》卷九一五引《括地图》：“孟Y人首鸟身，其先为虞氏驯百兽。夏后之末世，民始食鸟卵，孟Y去之。凤凰食竹食，孟Y食木食。”

　　此外，舜父瞽瞍有眼无珠，是个瞎子，舜却“重瞳”。《淮南子修务训》：“舜二瞳子，是为重明。”有意思的是，“重明”恰又是一种鸟，晋王嘉《拾遗记》卷一：“尧在位七七年……有柢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目比睛，言双睛在目。”则，舜之重瞳与重明鸟之双睛，明显同构。

　　尧、舜、益三人，既同属鸟氏族已经讲明。他们三人之间的继承关系，更有意味。

　　首先，据《史记五帝纪》正义：尧从小不是跟父亲一块儿生活，而是“从母居”，并从母姓“伊祁氏”。这不是很特别吗？

　　而舜，其母“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史记》正义），与尧几乎同出一辙：知其母不见其父，并以氏族地望为姓，实即从母姓。

　　故此，尧、舜不仅同属同一文化系统，均属鸟图腾族系，并且同为母系族群成员。我今将此惊天秘密揭破于此，希望不要将守旧的老先生们惊得换不过气来。

　　接着看：尧选定舜为接班人，在正式禅位给舜之前，却奇怪地将两位女儿先嫁给舜。这什么意思？传统经典解释是：尧让自己两位女儿嫁给舜，以便就近对舜做出切实考察，看他究竟是否真的适合做尧的接班人。这真的是太过于古怪了，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设想：那万一考察的结果并不理想——舜是一坏人，完全不适合做尧的接班人，那时又该如何？废掉舜、然后收回女儿再改嫁他人吗？还是，仅仅废掉舜，女儿则可舍弃不管——让她继续做废舜的老婆？明显的，无论前一种还是后一种都非善策——而且根本就没有善策！这完全不合于尧这样大智大善的人做事的风格，于理实在不通！

　　事实的真相完完全全属于另一回事，我今于此将另一更惊人的大秘密揭破如下，大家不要吃惊：却原来，为中国文化历来奉为最高道德风范的所谓“禅让制”，真真正正是一种现代人类学所谓非血缘之间的“翁婿继承制”——这是一种母系社会特有的继承制：在母系社会有两种王位继承制，一种，女人为王，母女之间传承王位；还有另一种，虽然家庭的继承谱系是按母系来谱记的（母亲——女儿——外孙女……），而女子并不掌王权，掌王权、做群体首领的却是男子，即女子的“丈夫”，这时，王位的继承，便形成一种翁婿继承的序列，即，在岳父与女婿之间的传承。尧、舜之间的所谓王位“禅让”，便正属于这后一种。由此，所谓尧将两女儿嫁予舜，真实的情形正好相反：不是尧女嫁予舜为舜家传宗接代，而是舜倒嫁尧家，做尧部落的男性王位继承人。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这是一项制度。既是制度，就意味着舜嫁尧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来舜也必照此办理。

　　那么舜照此办理了吗？回答：是的；但，没能取得成功，因为中间出现强人，事情发生了大变故。具体情形如下——

　　同尧如出一辙，后来的舜，也依照翁婿传承的原则，首先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他的名字叫益，人称伯益。于是舜首先将自己的女儿嫁予伯益——不，是让伯益嫁给自己女儿，倒赘入舜家，并赐予他自己的姓。《史记秦本纪》：“……女华生大费（即伯益），与禹平治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伯益）。舜赐姓嬴氏。”

　　伯益为协助大禹治水的副手，功成之后，舜只赏给大禹一块玄圭，更无一句赞誉之辞，大禹竟不敢受，赶忙推脱说这不是我领头领得好，而是伯益辅助辅得好。这不是很反常吗？更为反常的是，舜竟然顺势接受大禹的说法，大赏伯益：一，别有深意地赐他一面皂游——即皂旒——黑色旌旗；二，赐他一姚姓美女为妻，祝福说：“你的子孙将极大地繁昌！”三，赐予伯益族姓——即国姓——嬴。

　　看嘛，大禹治水，这是事关全体族群成员生死存亡的大事，治水取得成功，那是怎样上高齐天的大功！而仁慈英明的舜，竟然不顾事实，好好地封赏大禹，却是稍作敷衍之后，转而大规模封赏大禹的副手伯益，这也太古怪了，完完全全不合舜的行事风格，令人不可理解。

　　不可理解吗？看了如下事实，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舜姓姚。姚、嬴一声之转，姚就是嬴。舜赐伯益姚姓玉女为妻，实让伯益倒嫁入姚家，而根据“翁婿传承”的惯制，准备让伯益接自己的班，做将来的新王。那赐予伯益的“皂游”就是证据：皂游——皂旒——从来就是“帝位”的象征；但自从后来大禹夺得帝位以后，历史的真相就被掩盖，本来是舜赐伯益皂旒的这件事，却被歪屈成了“舜禹让旒”，并成为一个典故，一直流传到后世，仿佛当年舜是把旒“让”给了禹，因而禹之接替舜成为新王也就完全合理合法。对此，后世人谁也没有提出过疑议，完全被瞒过。直到唐朝，唐人徐夤做诗歌颂唐睿宗让位给唐玄宗这件盛德之事时，依然引用的就还是这个典故，诗称：“舜让禹垂旒”（《依御史温飞卿二十二韵》）！

　　实际情况应该是：天下洪水滔天，人民无以为生，大禹治水成功，得到万民拥戴，既得人望，又得人脉，获取相当的势力，成为强人——是强臣。在这种情况下，舜仍然想把大位传予伯益，大禹当然不干，也许是逼迫，也许是干脆下手夺取，事实的具体细节搞不清楚了，总之是，后来大禹得了位，而伯益接班未成，反而被杀！

　　大禹夺位成功，以后并传位于他的儿子启，从此国家由原来的“公天下”变为家族私传的“家天下”。历史由胜利者书写。为了隐瞒这段历史，胜利者于是，一，歪屈历史，说当年舜赐予“皂旒”的是禹而非益。二，大肆渲染那枚由舜赐予禹的“玄圭”，说此黑玉是“德”的象征物，禹既拥有了此物，他就拥有了最高的德行，因而，德位相配天经地义，有德者自应有位，禹之取得王位也就完全合于道义。（我们看到，后来的周人革商人的命，也是打这个旗号，称：天下本无主，惟有德者居之。）而那枚“玄圭”，也就被特别地称为“禹玉”，更进一步上升到神圣的高度，说那是为上天所赐！《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尚书璇玑钤》这样说：“禹开龙门，导积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干脆，连舜赐也否认了，说是天赐，名头更大，更神圣无比。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为先王尧赐予禹。《尚书禹贡》：“禹赐玄圭，告厥成功。”传：“玄，天色。禹功尽加于四海，故尧赐玄圭，以彰显之，言天功成。”既为天意，又为圣王尧所亲赐，更加无懈可击，没得说！（反正就是要绕开舜，没他什么事。坚决予以回避！）对此，后世又予以完全的接受，唐司空曙作诗颂扬唐帝盛德、上天瑞应时，就曾引用这段被篡改了的历史，这样赞道：“大官陈禹玉，司历献尧萱。”（《和耿拾遗元日观早朝》）

　　“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一段伪造的历史从此被做成铁案，再无人提出疑问了。而母系立国、翁婿传承制，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真实历史事实，也就永远沉于黑暗的地下，被永久沉埋。

　　31、“鲧——禹——启”系统：父权系

　　实际上，鲧、禹、启祖父孙三代，与尧、舜、益翁婿三代，原来就全然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尧、舜、益为崇奉鸟文化、行母系制社会族系，鲧、禹、启为宗奉兽文化、行父系制社会族系。尽管这两大族系在帝尧时代结成了部落联盟，而共处于一大的部落联盟统一体中，但双方的关系却持续处于紧张之中，不断有剧烈冲突发生。

　　研究表明，尧、舜、益与鲧、禹、启分属于不同的两个文化系统，前者属鸟文化系统，后者属兽文化系统。留存下来的各种材料显示：舜与鸟图腾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他被确认为“鸟足”、“鸟首人身”、“鸟身人言”等部落民的祖先。与此形成对照，在鲧、禹、启祖孙三人，却是与兽图腾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

　　先来看鲧——

　　（1）“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山海经海内经》）白马，是为鲧之神形。

　　（2）“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又作熊形。

　　（3）鲧治水时，有应龙画地于前（见《天问》）。

　　（4）《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彷徉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其为兽之原形，历历如画。

　　次看禹——

　　（1）禹娶涂山氏，“九尾白狐”为媒（见汉赵晔《越王无余外传》）。

　　（2）禹“治鸿水，通轩辕山，化为熊”（清马骕《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

　　（3）禹平水土时，“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晋王嘉《拾遗记》卷二）。

　　（4）禹凿龙门山至一深岩，“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同上）

　　如上，与鲧、禹关系密切的诸兽有马、熊、龙、狐、狗、豕等；到夏启得天下、成为天子时，诸兽最后被综合为一体，而统一定型为龙：

　　（）“大乐之野，夏后启……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

　　（2）“昔夏后启上乘飞龙，以登于天。”（《太平御览》卷九二九引《归藏郑母经》）

　　至于鲧、禹、启三人的直系祖、父、孙血缘关系，史有明载，确凿无疑。前引《山海经海内经》“鲧腹生禹”的传说，实为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最为典型例证。其后世遗俗即为著名的“产翁制”——一种流行于世界许多民族的风俗惯制。中国古代有些地方即保存有此种遗风，《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南楚新闻》记：“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女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苦，欢爨樵苏自若。”獠为古代对中南少数民族仡佬族的辱称。明明女人生子，却男人坐褥，什么意思？意为：男人借此以达到贪功之目的，即，由于在事实上做不到，所以通过此种特殊的“仪式”，向社会宣示：此子为男人、而非女人所生，此子为男人、而非女人所有！但在表面上却解释成为，说是这样做是为了对产妇好，声称，若对“产翁”调理护持不周，则将使产妇生病。与许多风俗一样，表面的解释总是被用来掩盖本来的起源及本质。

　　这种特殊的风俗惯制，亦曾在汉族间流行。上引《南楚新闻》并记：“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其颠倒如此！”记者将此俗视为“新闻”，以为颠倒而不可解。殊不知，其目的正在于通过颠倒事实，达到颠倒既往母系秩序，而完成向父系的转换。对于强大的男性男权来说，几乎没有他不能做到的，在所有方面都可压倒女性，剥夺女性，惟独在“生育”这件事上绝对无能为力，不得不“让贤”于女子。但这是事实方面的，在文化上却不是这样。在文化上，男性是连女性的生育专有权也要剥夺的。于是便有了事实与文化的分离和悖离：女性在事实上完成生育之事，男性却通过特有的仪式将生育之功夺占为己有。当初父权文化取代母权文化，其情形之残酷不留任何余地，于此可见一斑。

　　此种“父权”压倒“母权”的“夺占”，正始于中国的“三王”时代，即“鲧腹生禹”那个时代。到了鲧的第二代即大禹时代，这种转换业已初步实现，母权让位于父权，生子归属于父亲，已成当然之理，于是这便有了著名的“夏禹讨子”的历史事件发生。其大致情形约略如下：

　　据屈原《天问》，夏禹在打算结婚之前，就心存明确的“娶妻求子”的继嗣观念。“闵妃匹合，厥身是继。”所以忧无妃者，为立身继嗣也。

　　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详述这一过程为：“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因娶涂山，谓之女娇。”有两点十分明确：其一，禹娶涂山氏，是为了求嗣，不失制度；其二，合婚之后，禹给涂山氏赐名（女娇），而不是相反（如当年尧赐姓予舜，舜赐姓予益），说明事属涂山氏嫁禹，而非禹入赘涂山氏（如当年舜赘尧门，益赘舜门）。

　　但是，婚后他们却合不来，涂山氏与禹“嗜不同味”（郭沫若《屈赋今译天问》），涂山氏不能接受大禹为“熊”这样的事实：“禹治水，通轘辕山，化为熊……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禹当属熊氏族，涂山氏属别一部族（可能是狐），文化信仰的差异，使涂山女怎么也不能接受禹，新婚不久就出奔，哪怕付出化为石头的代价！但对禹来说，则妻子尽可以走，儿子却坚决要讨回来。于是一直追到河南嵩山下，叫道：“还我儿子！”将儿子无情夺归。显示：在禹，其男性世系的观念已然根深蒂固，毫无通融的余地。

　　由此可知，在“尧——舜——益”与“鲧——禹——启”两系之间，存在有根本性的文化差异：前者以鸟崇拜为标志，后者以兽图腾为标志；前者仍停留在母族世系的社会阶段，后者则已进化到父族世系的阶段。这样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族系，尽管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了差异性共存，以共同克服生存上的困难（譬如一道抵御大洪水的生存威胁），但若要两个部族真正合为一个部族，稳定往下延续，必然发生绝大的矛盾难以克服，其中最大的矛盾首先便是，部族的继承制究竟依行哪一种制度——是母族世系的“翁婿继承制”？还是父族世系的“父子继承制”？不经过一番激烈的冲突，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32、惊心动魄的争夺战

　　如果将研究稍加拓展，我们会进一步发现，“尧——舜——益”与“鲧——禹——启”两部族，两个不同文化系统，他们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源头：

　　尧舜益文化系，自上导源于炎帝神农氏，至下开中国数千年“凤文化”传统，一种母性文化系统。

　　神农为中国农业的奠基人，据传说，他的农业的开展，正得自于一种神鸟名“丹雀”的助成，所谓：“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晋王嘉《拾遗记》）标明炎帝部落有信仰鸟的文化特征。

　　农业，本来就与“鸟儿”与“女性”有着天然不可分的共生关系：候鸟的定时迁徙，当然是一种标志季节气候最好的“物候”，是农业生产春种秋收各个环节的指针；农业又导源于原始初民“狩猎采集”社会的植物“采集”，而这“采集”的主体实行者恰恰正是女性。明白了这两点，也就一举明白了农业炎帝其母性的、鸟性的文化属性是怎么回事。

　　与此相对照，“鲧——禹——启”文化系，则自上导源于黄帝（号有熊氏），至下开中国数千年龙文化传统，一种父系的、以兽崇拜为标志的文化系统。

　　这两个族系，在远古曾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炎黄纷争，流血漂杵，不说了。到了下一个时代，尧舜益时代，材料显示：以尧——舜——益为一系，以鲧——禹——启为一系，两系之间，为争夺王位——群体的控制权，展开了一场又一场世代相续你死我活的斗争。

　　首先，是鲧与尧舜的斗争。尧依照母族世系的翁婿继承制选定舜为接班人，鲧坚决不服，要自己上，“怒胜猛兽，欲以为乱”。结果不胜，被舜杀死于羽山。鲧死舜仍不解气，并用吴刀将其剖尸！

　　接着是伯益与禹、启父子之间的斗争。如前所述，舜本来是要选伯益为接班人的，为此连自己的族女（姚姓玉女，很可能就是舜的女儿）都嫁给了伯益。但大禹坚决不干。这时的禹，已然全不同于当年的他父亲鲧，禹由于治水功成，既得名望，受到万民拥戴，又亲历事功十数年，手下人马如云浩浩荡荡，已然形成势力，舜对他无能为力。过程的细节已经无考，最后的结果是：舜“让”位给了禹。究竟怎么“让”的？是让的还是被迫让的？还是干脆夺取而后托名让的？全不清楚了。

　　禹夺得大位。

　　舜无奈。

　　益坚决不服。

　　伯益自然也不是一个人。他既是当年老王虞舜曾经亲定的接班人，又作为大禹的副手治水有功，肯定也是有些势力的，非等闲之辈。

　　在这种情况下，大禹的王位本来就不是好来的，理亏心虚，为了安抚人心稳定局势，只好表面上暂作妥协，答应伯益将来为自己的接班人，内心里却是要传予自己的儿子夏启。

　　如果说大禹取得王位，虽然非来自善得，毕竟，还对神圣传统的翁婿继承制构成致命威胁，事后只要禹娶一舜族姚姓女，即可轻易得到补救，那样他就仍可获得舜族女婿的名份。

　　然而，若大禹将王位下传于他的儿子夏启，那可就完全不同了，那就将使神圣传统的翁婿继承制被彻底毁弃！

　　为了自己，为了神圣传统，伯益都必须挺身而出，奋勇抗争。

　　夏启新锐，更其咄咄逼人，仗父王大禹的势，寸步不肯相让。

　　依靠强大的传统为后盾，有一个时期，似乎伯益曾经占了上风，甚至将夏启给拘留起来。但传统到底不敌现实的力量，最终，还是大禹、夏启这一派取得胜利。屈原的《天问》这样发问：“夏启想取代益而作国君，没想到忽然遭到了灾殃；为什么夏启已遭到祸殃，却又能够从拘禁中逃亡？益的部下向启交出武器，因而对夏启无所损伤；同是禅让为何伯益失败，而大禹的统治却能繁昌？”（董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

　　伯益失败，夏启毫不留情将其杀死，就像当年舜杀死启的祖父伯鲧那样。这段复杂的历史，在《古本竹书纪年校辑订补》中只留下两句残句记载：“益干启政，启杀之。”守护神圣传统的益，反而成为叛上乱政者，而遭到无情剪除。历史就是这样的，拨开任何阻挡力量，滚滚向前，不管不顾。父系文化与母系文化，前者是先进的，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后者是落后的，代表了守旧传统。前者战胜后者，是必然的结果，无论经过怎样的曲折。

　　伯益的失败被杀，意味着尧舜文化系统的失败，母系文化系统的失败，鸟文化系统的失败。我们在《太平御览》中读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传说：“孟Y（Y写作：‘虧’字左边，右边加‘兮’）人首鸟身。其先为虞氏（虞舜族部）驯百兽，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Y去之，凤凰随焉止于此，山多竹，长千仞。凤凰食竹实，孟Y食木食。去九嶷万八千里。”从夏启夺位，夏朝开国，龙文化（兽文化为其初级形态）取得全面胜利，鸟文化全面败北。前者居文化上位，统治地位，对后者进行了无情瓦解改造，风行草偃，日加深著，至夏朝末年，民间固有风俗信仰已然发生根本性改变：人们不再崇拜神圣的鸟了，不再有掠鸟害鸟的禁忌，而转以鸟卵为食！只有舜的子孙后裔中某些坚贞者还在坚守传统，却不见容于社会，只好出奔，到老远老远的深山中，与百鸟为伴，苦度其残生。

　　以上便是中国文化史上至关重大的关键一段——母系文化为父系文化所取代——的历史。它的发生以大洪水的爆发、大禹奉命治水为契机，而深著影响了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从那时开始，中国文化中那母性的、民主的因子遭到扫荡，代之以父性的、刚性的、大一统的强横专制。凤，成了龙的配饰，妻妾；龙，成为天上的太阳，天不变，道亦不变！即使人们对他忍无可忍，咀咒他“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抱必死的决心要与他同归于尽，也没用。

　　大洪水，在西方，造出一个天上的、宗教造物主的上帝；在中国，造出一代接一代地上人间的治民养民的世俗上帝——帝王。

　　33、能养民者王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农业，本来从采集狩猎社会中妇女的植物采集萌发起步，由此而走向农业社会的全面确立，却最终走向它的反面，导致母系社会的全面瓦解，父权社会的全面胜利，真是福兮祸之倚：妇女创始了农业，农业却埋葬了女权！从此，父系社会一系贯穿，父权高扬，走兽得势，成龙变虎，以迄于今；而女人则被关在家中，“飞鸟各投笼”，往日女性的辉煌，早成梦呓，只在商甲秦简的断章残篇及民间老奶奶的口头故事中零星保存了若干往昔的传说，经过发掘研究，依稀辨认得一丝半缕剩山残水的遗迹，供后人凭吊、嗟叹。

　　若问，何以会发生如此惊变、转捩？当年尧舜既已杀掉伯鲧，为什么却要继续用他的儿子大禹呢？回答很简单，鲧禹一族，为治水世家，面对滔滔洪水，尧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杀其父而用其子。至于杀鲧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什么鲧治水不成功，根本原因却是，鲧欲犯上作乱，强力夺嫡。

　　可以说，治水一役，使伯鲧看到了自己的实力，野心膨胀，给他造祸；与此同时也给他的儿子大禹带来机会，通过十数年的治水，在完成工役的同时，也培植了自己的势力，从人员到物资，全方位成为一股到最后没有人能撼动的力量。鲧的失败，在他的躁急，在时机还未成熟时就提前发动。禹的成功在他的谨慎，表面上装作一心闷头治水不问世事的样子，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将天下苦难一人担荷，为民造福，不治理水害誓不罢休。这样，水到渠成，功成之后，人民终于走出可怕的灾难，获得良好生存环境，而大禹也当然地成为天下苍生的救主，为万民所拥戴。在这个时候，他的最终地位已然决定，中国的历史走向已然决定，再没有人能改变的了。治水，成为中国远古历史从母系走向父系社会的历史转捩点。

　　文化系统的性质，系于生存环境的性质。民以食为天，生存第一，这一总的“环境唯物主义”，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发生、演变及展开方式，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背后制控着中国历史的变化，现在是看得再清楚不过。而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总将“治水”做为国家大事予以格外重视，实亦不过在完成基于物质生存环境基础之上历史早已预定好了的任务而已。治旱治水，治好了方可为王。当年的大禹如此，以后的历代君主亦复如此。

　　34、河清：大同理想实现的象征

　　中国传统社会，立基农业，决定了社会必须以治水为最重要的国务。而中国自然水系尤其是黄河，发源于西北山中，中经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造成下游严重淤塞，成为中国核心地区的最大“害河”。治水之工，简直成为悬在历代王朝头上一个最叫人烦忧的心病。躲又躲不得，治又没法根治。由是，盼望河“清”，竟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愿望，以为：黄河哪一天澄清了，社会也就达到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是天上的天堂降落到了地上的人间。

　　汉代的纬书《易纬乾凿度下》这样讲：“天之将囗，降嘉瑞应，河水清三日。”

　　晋王嘉《拾遗记》卷一《高辛》说：“黄河千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

　　最高理想，当然要予以祝颂。

　　洪希文《朱千户自京归》诗曰：“海晏河清予日望，与君同作太平人。”

　　郑锡《日中有王字赋》曰：“河清海晏，岁和时丰。”

　　河清了，农业丰收，粮食多了，丰衣足食，天下也就太平了。这是中国人发自内心的美好愿望。他们关心的重点，在与人生存最切近的衣食。也大约在同一时期，西方人的最高理想则是，盼望天上的救主基督降临人间。他们关心的重点是他们的灵魂。

　　35、黄河故道行

　　然而，不驯的黄河，却如野马，任情奔泻，左冲右突，秦汉以来二千年间，决口一千五百余次，大的改道达二十六次之多。每一次都造成可怕的灾难，漂没家园，冲毁田地，淤塞漕河，使数不清的居民无家可归，大量待运的漕粮无法运抵京师。国家又是救灾，又是治河，手忙脚乱，乱作一团。

　　好容易塞住决口，将洪涛收束入渠，而被水之后的广漠田土，早已百孔千疮，变作砂砾的世界，不复能够耕作种植，蓄养生民。至于大的改道，所遗黄河故道，则几十年无法恢复开垦，成为狐狼出没与风沙肆虐的场所，一派原始的荒凉。

　　这样的情景，在中华腹地，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如此广大地域里，都有过出现。而黄河“故道”，也便成为中国特殊的一景，在那里刻记了往昔中原地区艰难生存的历史。

　　关于黄河故道的研究考证，后来竟成为中国一门专门的学问，并且是一门特别费力难搞的学问。下面据《辞海》，将先贤们历经多少辛苦研究出来的成果集中撮述如下：

　　（1）先秦，黄河故道有两说。据《尚书禹贡》，黄河故道为：自今河南武陟东北流至浚县西，折北至河北平乡北，再流向东北，而分流为“九河”，最后最北一支为干流，北流至深县南，折东北至静海东南入海。《山海经北山经》所记，深县上游，与《禹贡》同；深县以下为：东北向流经霸县南，东流至天津市区入海。

　　（2）西汉。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故道自今河南浚县西南，东北流经滑县南、濮阳西、河北大名东、山东高唐南，折北经德州市东、河北南皮西，再东北至沧县东北入海。

　　（3）东汉至宋初。经东汉永平十三年王景治河成功，至唐末，河道基本稳定未变。故道自今河南濮阳南，东北流经山东聊城、茌平南，折北经禹城西，又东北经滨县南入海。唐末五代，社会大乱，黄河频繁决口，不过不久即塞住。最大的为，唐景福二年在海口附近、及宋景佑元年在河南濮阳的两次决改。

　　（4）宋庆历以后。庆历八年，河决商胡埽（今濮阳东北），于次年形成一新道，自濮阳东北折经内黄东，北流经河北大名西、南宫东，枣强、武邑西、献县东，至青县南由今南运河经天津由海河入海。宋人称此为北流。至嘉祐五年，又在今大名西南东决，东北经今山东冠县、夏津，略循今马颊河至冀鲁交界处入海。时称此道为东流。熙宁二年，导东流，闭北流。元丰四年，又决入北流。经圣元年，再导东闭北。元符二年，再决入北流。北流又常西决漫入漳水，东决漫入永济渠。

　　（5）金元至明万历初。南宋建炎二年，东经留守杜充人为决河于滑县西，遂使河道东决夺泗入淮。此后，河道大乱，经常数道并行，迭为主副。东流或由颊马河、或由徒骇河、或由北清河（今山东东平以下黄河）入海。南流则夺泗、汴、濉、涡、颍等水由淮入海。初以南流为主，终于尽断东流。南流诸道，又以由泗入淮为主。

　　（6）明万历至清咸丰五年。万历初潘季驯治河成功，尽断旁道，而将金元以来黄河由泗夺淮一道固定为唯一河道。故道大体同今地图所标“废黄河”。此后二百八十年间，虽常有决口改道，不久皆归故道。

　　（7）清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今河南兰考境内铜瓦厢，改道东流，至1875年，形成今黄河河道。其后，屡决屡塞，皆归故道。惟1938年，当时国民政府为阻侵华日军，于郑州花园口决河堤，河水乱颍、涡而后入淮，九年后，至1947年方再入故道。

　　由以上可以看出，中原腹地数千年来为中华立国之中心基地，而黄河如一头巨蟒，一头闯出中原花园，横冲直撞，避之者生，挡之者死，横扫一切，荡灭万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国者为天上的上帝，那他的天国也将遭到灭顶，不复能立得住脚，何况芸芸人王。而政府治河，万民盼清，也就成为这个国家从上至下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否则，百姓失生，朝廷失国，一切都无从谈起。

　　黄河，就是传统中国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上帝！

　　36、黄河中流淌着国运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数千年间，黄河像一个调皮不驯的顽童，总是不好好走道，东摇西晃，七拐八折，漫不经心。一会儿北流，一会儿东流，随其所适，率意乱流，而将整个中国的东中部，北自海河，南达淮河，两河间诸水系全部搅乱，一团糟糕。如野牛冲入羊群，混乱滔天。人民家园土地财产受灾不消说，国家的粮运交通的主动脉——漕河，亦或损或毁，而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府运转，长治久安。使人民流亡流泪，使政府忧远忧近，不知将多少人的感情、精力及心智深牵入此忧患之中，不得安宁。回首历史，诚使人深发浩叹。

　　汉武帝时，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南），泛滥二十余年，才好不容易塞住。其间，武帝泰山封禅回来，路经濮阳，亲自前往主持其事，率群臣，自将军以下都出苦力，抬土负薪，填塞决口，又隆重祭河：沉白马，投玉璧。皆不奏效。忧心的武帝“悼功之不成”，情不能堪，作成一首歌子以泻胸中烦忧，我今抄在这里，供读者一阅，而知天子之忧忧作何状（载《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略有不同）：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旴旴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拂郁兮柏冬日。延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返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新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葘，宣房塞兮万福来。”

　　当时司马迁先生伴驾随行，也亲自参加了抱柴堵决的劳动，他听了皇上的歌，受到感染，很是动情，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而在《史记》中专作《河渠书》一篇，上记武帝以前中国水利水害的情况，下开以后二千年中国正史“河志”的通例，为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社会之与河江之间的血肉呼吸关系，提供了最原始的第一手记录，可谓大禹以臿开河，马迁以笔理水，而同入于不朽了，后来治中国者，没有一个不读司马迁。

　　至于历史上那些治水臣工们，作为大禹王的后代子孙，只有尽力去完成他们的事业，功成者，立千古不磨之英名，受后人千秋万代景仰，毫不逊于驰骋沙场如汉大将军卫霍辈，或更有胜之：蜀中李冰筑都江堰分水工程，一举解除蜀地水患，化水害为水利，使成都平原成为天然沃野，川中成为天府之国，他本人于是也成为百姓心目中的“神”，永享香火。相反，那些视生民如草芥，如南宋杜充辈，为人残暴，人为决河于前，漂没无数生命财产，变节降金于后，全然不以为耻，虽生前未受到惩罚，死后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为人切齿痛恨，成为铁案，再没有翻身的那一天。

　　因事关重大，那些治水无能者，恰也同治军无能遭致失败的将军一样，不能受人原谅，史不绝书。随手拈一例出来：汉成帝时，河“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汉书沟洫志》）洪水滔天，作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有责任善为谋略，筹划良策，而他老先生却不知说了一堆什么文不对题、疏阔迂远的糊涂话，严重失职，引得皇上发怒，予以严厉谴责；他自己无地自容，只有引咎自裁，以一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也算是不失为士的本分，“行己有耻”（《论语》）了。

　　而治水功成者，李冰父子之后，东汉的王景，明朝的潘季驯，则永留青史，不特在中华水利史、并在中华文化史上，永放华光。

　　王景，字仲通，山东即墨人。西汉平帝时，黄河决口，在汴渠一带泛滥六十余年，无法治理。东汉永平十二年，王景受命治河，以一个专家的智慧，定下来束水归渠的正确方略，率民工数十万人，开山引渠，筑长堤，建水门，最终将黄河洪波锁在河道中，成为驯服的安流。从此以后，直迄于唐末，六百年间，黄河河道基本保持稳定，未出现大的决口改道。为中华造福，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