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格（三）

　　45、河网血脉

　　在西马拉雅之东，太平洋以西，中华广袤大陆，之所以形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大帝国，数千年一系贯串，合而分，分而复合，在世界历史上也成为一个罕有的集国家与文化为稳定的统一共同体，除了其大陆山系的基本地理条件之外，在其内部，则由于有一网状河流水系，犹如血脉，而将广大陆地连结为一体。这就是：在中华腹地，北有黄河水系，南有长江水系；江河之间，是淮河和汉水，而将江、河两系连为一系。中华文化及国家最初就是在这一河、江体系中组织建立起来的。以后，逐渐扩展，极南展于岭南珠江水系，极北展于辽河黑龙江水系；旁及于西北、西南诸水。

　　国家是一个无形的组织体系，如何组织？首要的便是要借助有形的交通连结。在古代社会，分为陆交与水交两系。陆交稳固、可靠，而局限在于：一者难以克服山势河川之天然阻隔，二者难以大规模组织运输。

　　与此相比，水路交通运输就要优越得多。平时，可以便捷地将全国各地的粮物转输京都，而有效地支撑国家的力量集结于京师，成为足以控制全国的组织力量；战时，可以大规模地转输粮草物资，做军队的后勤保障。灾荒年间，又可调拨粮食救灾。

　　就此而言，现代人已十分陌生了的一个词，“漕运”，在传统社会，却的确为国家的命脉所系，那日夜不息流淌着的江河，正犹如植物的导管、动物的血管，是维系生命机体的网络，须臾不可缺失。

　　46、山以隔，水以通

　　山以隔，水以通。山以立，水以行。隔而后通，立而后行。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依为基准的治道。

　　山为依傍，为屏障，无山不立。水为血脉，无水不活。山不转水转。山一定不能转，山转则根基动摇，失去国家借以立基的依凭和意识借以立身的常道，世道必乱。魏晋南北朝，三百年间为乱世，从意识层面看，乱就乱在失去了统一人心的常理常道。人心乱，社会失去统一的价值理想，世道必乱。五代乱世，及宋的软弱无力，从地形的角度看，根源只在后晋石敬塘将北中国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使得中原失去一向依为屏障的北部东西一线山势防线，无险可守，无山可恃，而让对方抓住中原卧虎的顶花皮，从根本上陷于被动。

　　既有依山建都立国成功的例子：都在长安，而依陕西盆地周遭四面全包围山系为依凭；都在洛阳，依北西南三面半包围山系为依凭；都在北京，依北西两面山系、东面瀚海半包围桶状地形为依凭。这样的地形，站得住地步，立脚稳固。是山给人提供的条件。

　　但是，若得长治久安，尚须身在基地，而伸长臂撒巨网于天下，将天下网入掌握之中。否则，居高而不能临下，依山而不能临水，则此高、此山，便适成自绝之地，坐待枯竭，亡运必不可免。以战阵为比，马谡当年失街亭就是这样败亡的。再以四川为例：因为巨山所包围，四川具有上好的独立的品格，而却不能伸巨掌于山外，掌握天下，结果便反被陕西、河南、北京轮番所掌握。天下一乱，四川便率先独立，不与外事；天下一平，四川又乖乖回到统一的怀抱，每次不超过三五十年。而且常常是屈身自缚以降，少有顽强不屈象个样子的抵抗（也有例外，如抗击蒙元）。

　　四川从来不曾有过天下之志，只成为中原败亡以后的逃地。与此相反，陕西、河南、北京、南京，甚至包括一隅之地的山西，则从来都蓄有天下之志，窥伺、觊觎着天下的动静，以图得逞于一时，执天下之牛耳，而天下也就果然依次由他们轮番来掌握。有什么样条件，方立什么样志向。这除了这些地方的山形地貌可资倚恃之外，当隔则隔，当屏则屏；此外必不可少的还有，是要具备陆路、水路的交通条件，出入吐纳，全然不滞。陆路出兵，水路漕运，粮草兵马并行，势不可挡。尤其在太平时期，国家机器日常运转，水路更具有大动脉的意义，成为维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两项工程便成为事关国家命脉的工程，历来被放在头等大事的位置，历代续修不辍：一项是修筑长城，一项是修挖水道。

　　修长城，旨在完形山势，以备国防。修水道，旨在完形水系，以备通转，组织地方，统一全国。都是在延伸自然，完备自然，使自然与人事完全协调、契合为一。

　　这样，在人与自然的协调运转中，二者事实上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的分界，人事也就是自然，自然也就是人事，自然获具浓重的人文的意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看上去都像是人；而人文反过来也获具自然的意义，或战或守或温或酷，对外对内，就都不是人自己一己之主观心思，而却是替天行道，代天立德，是根本不容反驳的。

　　结果，巍巍高山，山接长城，那高高耸立、永不颓圯的，根本就是顶天立地的道义，是善；滔滔江河，河连渠沟，那长流不息、永不倦怠的，就成为人世社会的组织法，而将诸广袤自然地域中众多人群组织为一体，共集于善的理想旗帜之下，共拒危险，协调生存。

　　47、守土者必将受到通海者的侵入

　　中国实在太大了，其面积差一点与全欧洲的面积相同。就此而言，传统社会所信奉的格言并没有错：天朝物阜，不假外求。只要将中国内部流畅贯通，协调组织起来，也就足可建为乐园。再贪求扩张海外，反而成为负累，可能引动本土成祸。所以中国从来以守土为重，而不认为瀛海之外，还能有什么样好地方值得去拓展；如果有的话，也只能是一些一臂国、无肠国等（《山海经》）奇怪的地方，完全不值得人向往。不是没有这个技术，而是没有这个需求，因没有需求，当然不会去发展这个技术。劲儿有得是，使劲儿就使在华土，全力营造这一方土地，成为中华文华的根本宗旨。

　　这样的文化信念，使得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确立了亲水更重土、重河不重海的意识。一方面，在很早的时候，就在广大的国土上营造出一个成熟均一的社会，造出富丽绵密的人文文化，而遥遥领先于世界；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中国成功地领先迈进第一步，创造出以农业生产为本体的辉煌农业文明。

　　对观欧亚大陆的那一端，古希腊的辉煌文明，则以贸易和殖民地为特征，而这两项却又以海上霸权为前提。有关情况，英人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第一卷第一章中曾这样予以描述：“在迈锡尼时代的后期及结束之后，有些入侵者定居下来变成了农耕者；而另有些入侵者则继续推进，首先是进入希腊群岛和小亚细亚，然后进入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他们在这些地方建产了城市，靠海上贸易为生。希腊人最初便是在这些海上城市里作出了对于文明的崭新的贡献；雅典的霸权是后来才发现的，而当它出现的时候，也同样地是和海权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大海对希腊如此重要呢？罗素接着说：“希腊大陆是多山地区，而且大部分是荒瘠不毛的。但是它有许多肥沃的山谷，通海便利，而彼此间方便的陆地交通则为群山所阻隔。在这些山谷里，小小的各自分立的区域社会就成长起来，它们都以农业为生，通常环绕着一个靠近海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的，任何区域社会的人口只要是增长太大而国内资源不敷时，在陆地上无法谋生的人就会去从事航海。大陆的城邦就建立了殖民地，而且往往是比本国更容易谋生得多的地方。因此在最早的历史时期，小亚细亚、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人都要比大陆上的希腊人富有得多。”

　　这样，以静守土地为根本的中国文化，在迟早总有一天遭遇以追求海上霸权为根本的西方文化时，受到入侵并付出代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近代西方，一秉其文化祖根，古希腊通商、贸易、殖民的古老伟统，而处心积虑地发展他们的航海技术，一俟具备了坚船利炮，可远洋航行的条件时，便毫不犹豫地去寻找新大陆，而将他们世代以来以大海为牧场的天然爱好及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将船队和舰队开到遥远的他邦，去找贵金属，去拓展殖民地，去强占货物的市场，以他邦文化的被踏在脚下为代价，强有力地支持了欧洲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继而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资本社会的转型。在此一过程中，中国这一向来为西方所仰慕的文明道德之邦，也无情地成为他们的远征的目标，被视为蛮邦。当此之时，西方人大炮的轰鸣成为最美的乐章，而中国传统的丝竹之音反倒像是病人的呻吟。申诉是没有用的，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法庭。只有改弦更张，去奋斗，去竞争，一如当年春秋战国诸雄拼最大的努力竞争于中华本土那样，只不过竞技场是由陆上转到了海上。

　　48、蜀中为秦川的后院

　　竞争，那么争什么呢？简单说，在传统中国，争的只是陆上霸权。霸权就是生存权，或曰优势生存权。若欲争而胜之，必得具有优势的实力。而实力的概念，在当时来说，其实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粮食，一是组织调运的能力。哪家的粮草丰足，组织调运高效，哪家的实力就强大。都是做大陆上的文章。

　　显然，这两项，哪一项都直接牵涉到“水”的问题。根本说来，实在无非是“水”的调运问题。水既是农业命脉，粮食生产之基；同时又是粮物调运的最有效的通道。

　　以水灌田，以获取丰收，是为水利。其起源甚早，可说从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就开始了。至春秋战国，列国争雄，耕战并兴，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而修水利，引水灌田，也就成为一项国政。其中最著名的工程，有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在蜀中所建都江堰为代表的一系列水利工程。都江堰工程，其设计之合理，施用之有效，及经得起历史之考验，至今仍在起作用，可谓世界水利史上一个奇迹，没有哪个古代水利工程可与它相比。这证明了，在陆上营安的中国文化，能达到怎样神工鬼斧的神奇境地。都江堰成，使岷江分流为二，既减轻了外江（岷江）下游的洪水压力，不致发生涝灾；又通过内江将江水引向成都平原东北的干旱区，进行有效农田灌溉；同时，复有利于航运通漕。一堰成，而四川“天府之国”的地位从此奠定。

　　当时蜀郡属秦国的版图，可称为是秦国的后院。蜀郡的富庶，成为秦国繁荣崛起的最有力的后方基地。虽然山东六国也争相效尤，纷纷兴修水利，著名的如魏国西门豹引漳河水溉邺，而与秦国有如此一个天府后院相比，其优劣差距，一下子大拉开。这是导致秦国在竞争中最终获胜的一个至为要紧的基础，历来为后世研究者所忽略，我于此特予点明。

　　试想，四川盆地，既为巨山所包围，陆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进不去；水路，有三峡之险为阻隔，欲溯江入蜀，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山东六国根本沾不了它的边，予它以哪怕些微的打扰。而蜀地也就静悄悄安安稳稳，成为秦国后方生产供应基地。要命的是，山东六国与蜀地不沾边，蜀中与秦中却天然相连，虽有高山分隔，却有褒斜道一道贯通，粮食物资，可源源不绝从蜀中运往关中，任是天兵，也难扰动此山中粮道。则，秦国之最后得胜，难道还有什么疑问？难道不是天造地设、早在开战之前即已注定的历史结局？

　　更何况，关中本土，八百里秦川本亦富庶之地，把住东方关门，努力生产，其安稳不受打扰，亦如蜀中。秦中水网丰富，渭河、泾河等等，号称有所谓“八水绕长安”。加以适当的水利工程，引水溉田，通航转运，更如虎添翼，无与匹敌！

　　49、郑国渠

　　天助其成！正当其时，一项宏大的工程，不可思议却由秦国的敌国提出、且予以助建，这就是郑国渠。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秦国日益崛起，山东六国无不为之忧虑，其中紧邻秦国的韩国，就更是惶惶恐惧，日思夜想得一妙策，以求退敌安邦。这就想出一个计策，真是“妙策”啊！千古之下，想起来都让人忍不住要发笑：在韩桓惠王的主持下，集韩国君臣集体之智慧，想到一策，他们认为，秦国既存虎狼之心，又与韩国毗邻，不保哪一天杀出关来，韩国首当其冲受到祸害。秦国既安静不下来，最爱“兴事”，那么何不就找点子事让它做去，一以吸引其兴趣和注意力，同时疲劳其过剩的精力（“疲敌”），这样它就无暇东顾，而韩国亦以此得安，岂非天赐妙策？

　　但是，究竟想什么事去让秦国做呢？想来想去，最后这就想到水利上来，既有利可图，足以引起秦国的兴趣，又工程浩大，足可有效牵制秦国的力量。

　　于是，桓惠王派了水利专家郑国先生即刻往秦，诱以利惠，说服秦王。

　　秦王还真的被郑国说动，即令郑国也就不要走了，留下来主持其事，兴建一条水渠，西引泾水，东入洛河，渠长三百里，预计费时十年建成，可溉田四百万亩。

　　中途，秦王发觉了这原是韩国施的一计，一则以怒，差点要杀郑国；一则以喜，听了郑国的辩解：“始臣为间，渠成亦秦国之利也。”而原谅了郑国，让他继续主持这件事，卒致完工。“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河渠书》）

　　韩国投肉退狼之计，换得一时苟安，最终把秦国推向更加强盛的地位。可谓掘土成路，路以畀人，坑以自陷，为古今一切既愚蠢又懦弱的当政者一幅绝妙画像，真是好看煞人！

　　而秦人得水之利，水溉关中，沃田富秦，卒并天下。后秦朝以水德自命，称黄河为“德水”。虽曰推源自五行之说，从内心讲，又何尝不内含着一段对水的真诚感谢呢！

　　50、邗沟接通江淮

　　但立国之道，光有丰足的粮食还不够，还需要能有效、及时地予以调运。而最有效的手段就莫过于水道调运，这就是——漕。《史记河渠书》注：水运为漕，陆运为转。

　　漕运在中国有着很古老的历史。起初仅仅是利用自然水道，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水道不够用，于是而有人工水道的开凿，称为沟、渠，宋元以后通称为运河或漕河。

　　中国第一条人工漕河，是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邗沟。《左传哀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故道自今扬州南，引江水北过高邮县西，折东北入射阳湖，又西北至淮安北入淮河。邗沟又有邗江、邗溟沟、渠水、中渎水诸称，唐时改称漕河、官河或合渎渠。

　　为什么称合渎渠呢？因为长江、淮河为中国“四渎”之二，邗沟将江淮二渎沟通为一，是为合渎。

　　这一合意义重大。它一下子将长江下游所在吴楚诸地，与淮河流域的安徽、河南（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联为一体，将触角伸向中原地区，成为吴楚与中原联系的纽带。

　　当时，夫差开此运河，其意本就在欲扩张北方，争霸中原。事实表明，他的决策是有效的。吴国北上，先在艾陵（今山东泰安）打败齐国。继而转入河南，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硬是从晋国手中夺得霸主地位，可谓气势如虹——该说是气势如洪，就同连结江淮的邗江水一样。造成这一局面，当然是基于当时吴国的综合国力所致，这其中，邗江的开通使偏居东南一隅的吴国，一下子可得畅达中原，有这样一条黄金水道做为硬件支持，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只可惜，夫差顾头不顾尾，孤胆北上，却被身后的越国抄了老家，攻破吴都（今苏州），夫差回救不及，吴国灭亡，夫差被杀。吴国的霸主梦昙花一谢，让伍子胥在冥冥中看了现世报。而通向霸座的邗沟适成为一个陷阱，诚老子所谓“福兮祸之所伏”。

　　人死国灭，但邗江水却滚滚未息，成为后来者南来北往的通衢。越国灭吴之后，继承当年吴国一意北上的余绪，猛志不减，循当年吴王故道，再次北进，争霸中原，大会诸侯于徐州（今山东滕县），成为秦秋后期中国最后一位霸主。邗江水道，又一次发挥了其决战致胜的关键作用。

　　以后，历朝都十分重视这条水道，续修改建，历代不绝。东汉建安初，广陵太守陈登鉴于邗江交通南北的巨大作用，而主持改凿新道，自今高邮北直达淮安，成为一条更近捷的运道。隋朝大业间，炀帝更发十万丁夫，予以深掘。此后江淮之间，由扬州直达淮安，也便成为一条固定不改的运道。现在，一般称扬州至长江边瓜州这一段为邗江，而由扬州北达淮安的一段则称为里运河。

　　51、鸿沟接通黄淮

　　邗沟之后，继开大的运河，当数战国间魏国所开鸿沟。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向东流经今中牟县北，再东经开封北，南折至淮阳东南入颍水。联结宋郑陈蔡曹卫诸国，沟通济、濮、汴、睢、颍、涡、汝、泗、菏诸水，并与淮河相通，而形成黄淮平原上一密集的水道交通网，对当时及后来全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发挥巨大的作用。（顺便说一下，对当年项羽、刘邦之间的楚汉战争也有相当影响，楚汉双方曾一度隔鸿沟而望，以此划界。）

　　52、秦始皇持渭为纲，一网打尽天下

　　邗沟之开，沟通江淮。鸿沟之开，接通黄淮。至此，中国腹地三大水系黄河、淮河、长江，而达全面贯通。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楚越地区，往昔崇山峻岭的阻隔，已然被打破，而连作一气。接下来秦帝国的大统一，实在已成必然之势，无可阻挡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秦始皇统一中国，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战场相搏的背后，少有人想到其实那汩汩不息的流水，与中起了垫底的基础作用，于是而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有了虎狼秦军之如狼似虎，耀武扬威，席卷天下，而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诞生。回溯历史，当年夫差的开邗沟，魏惠王的开鸿沟，实正为居于秦山之中、渭水之滨的秦王嬴政的大作为，预作铺垫。他们打通江淮黄，联成一网，而秦始皇依渭为纲，纲举目张，只待持纲向东用力那么一抛，便一网将天下网住，兜入自己囊中。随后，天下财富遂由江入淮，由淮入黄，由黄入渭，最后沿渭水达咸阳，而全归始皇帝一人之掌握中矣。

　　53、江、淮、黄势难越过秦山、倒灌关中

　　反观山东六国江南吴越，江淮黄连作一气，密网恢恢，何以未得吃掉不过黄河一支流之渭河，反而是小小渭河倒执了黄、淮、海之牛耳了呢？要讲明这个道理，那就不能只讲到水，回过头来要讲山，要归因于陕西盆地特有的山形地貌了。在那里，莽莽秦岭，一山挡道，六国莫开。非六国不努用事也，实人力有限，难与天争胜耳。六国有孟尝、平原、春申、信陵四君子之人望，有苏秦一流人物之谋，有孙膑、吴起、廉颇之武，齐心合力，“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函谷关）而攻秦”，然而，却仍然无法与凭险而守、以逸待劳一以当十的秦人相对抗。“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西不敢进”。结果是“秦无亡矢遣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贾谊《过秦论上》），只有坐待灭亡了。

　　在这一惊天动地的历史进程中，秦人可谓将山水之妙，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山以隔，水以通。隔则必彻底阻断之，无飞鸟片羽越过；通则必完全透贯之，畅达无碍，水陆并进，水以粮草，陆以战车，浩荡东进，天下弹指而定。“行到水穷处”（王维诗）。人随水进，秦始皇的漕船甚至北进至塞外的北河——今内蒙乌加河。由此观之，出渭河进黄河，入淮入江，东进南下，那就更是如履平地了。

　　然而若是欲将这个进程倒过来：由江入淮，由淮入黄，由黄入渭，这样子去攻秦，就完全不可逆，劳而无功。有秦山之阻，江、淮、黄水势再猛，无由倒灌关中啊！

　　54、灵渠将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联作一体

　　六国统一，只有南越尚在化外。于是秦始皇更开灵渠，而将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贯通，连作一体。从此，南岭的阻隔亦被打破，岭南地区，南极于海，全然纳入帝国的版图。

　　如此，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如三条巨龙，横卧于中华南北，自西而东铺开，由南到北相接，共同结成一巨网，从而勾勒出中华内陆疆域的基本轮廓，决定了后来中国之为中国的基本面貌——“自然天命”，深长而思之，岂不是自然而必然、有迹可循的吗？

　　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其实只有33公理，是很短了，为一个名叫史禄的人，遵秦始皇之令所主持修建。这33公理长的一段小小水道，其作用却是关键性的：沟通湘江、漓江二水，湘江北通于长江，漓江南接桂江，再入珠江之主干西江而入广东，成为后世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因为重要，不可替代，后来历代沿用不辍，屡有疏浚改建：唐代筑斗门十八座，宋增为三十六座，清改为三十二座。斗门实为现代船闸的初型，在世界航运史上，它也是最早的。其工作原理是：顺次启闭，增高水位，使船只升越高地，平稳过渡，与航行通流无异。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了不起的发明。而证明了，中华文化轻海重河，总是集中力量用功于陆上，只是要在陆上营造自己的理想王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至于海及海之外，存而不论可也，除非是为了去寻找神仙。国家的性格决定了其国民的性格：内凝而非外扩，全然为一蜂巢状。

　　55、以海为河：今日的天下

　　这样的内敛性而非向外扩张的性格，有其优劣两面。从好的一面说，倚山临水，负阴抱阳，国则团圆相守，融融于山水之间，四海水内皆兄弟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谦谦有礼，和睦相处，自给自足，天伦成乐，诚地上乐园，天国不与易也。从不好的一面讲，一则强大的内敛性，必造成人与人之间极强的接触密度，谁也躲不开谁（无论人还是自然地域），为求睦谊，常成仇雠，窝里团斗，越拧越紧，狠酷残忍，实无可免。诸王相争，必致一王取胜，其余除灭尽净，方始建立新的最高权威，在最高权威下确立新秩序，恶斗暂时平息。再则，内敛愈紧，外备必松，而近代中国遭海外列强之无情侵凌，付出惨重代价，也便顺水行舟、入洋而覆，成为不免之劫。随着现代科技的诞生，全球渐融通为一体，瀚海绝地，已变通衢，向来的以海为界，反成海为门户，以海为津梁。在此等情形之下，划海为墙，自守家门，于家中独自营安营乐，早成陶潜一梦。当然，悲观是毋须的，中国文化博大丰沃，最具韧力，稍作调整，将传统“天下”的概念扩而大之，推广至全球，以海为河，航通五洲，必会有一番新作为。那时，以天宇为山，以四洋为水，信奉的仍然是倚山临水，负阴抱阳；仍然是居高临下，抽倚天之长剑，发天宇之浩歌，独占鳌头，傲视全球。百年之间，殆有望也。

　　56、渭黄一线系中华

　　翻开中国地图，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先秦两千多年上古不论，从秦以下迄于宋金，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之主体的近一千五百年中古历史，是在渭河——黄河由西向东一线主轴上展开的。长安、洛阳、开封，逐次东移，正画出这历史展开过程的规迹。在这个意义上说，渭、黄一线，犹如一条腰带，拦腰系住中国的腰部（犹之一捆柴禾），中国社会由此而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

　　什么叫组织？以抽象的意义讲，那就是：由一个社会的核心权威，将一系列统一的生活的规矩贯彻到全社会去并予以连续一贯的监督，而使蕴含在群体中那巨大的盲目的力量从无序进到有序，依照既定规则释放运转。于是，人群变为社会，而避免了可能有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发生，使群体的存在及延续成为可能。

　　但是，这是理论上的。在实践中，具体的组织形式却不是唯一的，东西方合起来说，约有三种：一种是分级的组织形式，一种是均一的组织形式。前者即中国先秦曾经通用的分封制、西方古代社会的贵族制。后者即中国秦汉以后通行的所谓郡县制，一种一元化的行政均一制，中央集权制。此外就是古希腊、罗马曾行过的民主共和制。共和制与贵族等级制，其内在力学结构，其实是一致的，可划归同一个大范畴。

　　社会的成立，有待于人群的群体力量与社会的中心控制力量，达成总的平衡，哪一边也不能过弱或过强，否则一边萎靡必致倾覆。而欲达成此种平衡，在上的控制力量可通过两种途径对在下的人群力量施以控制，打一个比方说就是：一只手欲把许多马铃薯提起来，一种方式是，用一个大袋子尽装入袋，然后拎袋于手中；还有另一种方式是，用多个小袋将马铃薯予以分装，然后将这多个小袋一并捏在手中拎起。

　　第一种方式便是中央集权制，第二种方式是贵族等级制。从发展的眼光看，后一种方式是有利的，因为其内在结构是一种分权制，权力多元化，俟贵族消解之后，分权制保留下来，就顺手演变为民主共和制。没有分权就没有民主。而第一种方式却是最能产生效率，中央控制核心既担负着控制全社会的任务，则力量必至为强大，可短时间内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做成一件或几件大事。尤其像发生战争，应对强大外敌时，更显其优势。反过来说，其所承担的风险也就相应地大：一旦失手，袋落地上，满袋皆散，国家也便从上到下全面解体。就如一艘大船，若内部分隔为诸小舱，某一小舱发生漏水，不至全船倾覆；反之，若全船就一大舱，则必致整船沉没，片板不存。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引致社会的全面瓦解、混乱，就是例子。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水密舱”的造船技术，却未将之推广至政治技术中，实在太可惜。说中央集权制最能产生效率，这效率也是两种，正效率和负效率，全看皇上这个人他是一正数还是负数来决定了。如此，把许多朝代加起来总算账的话，正负抵消，结果就不乐观了。

　　究竟选择哪种组织形式，中国到春秋战国时，正走到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事前诸子百家的争鸣辩论，及事后秦始皇帝的统一六国，表明，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央集权制。之所以出现这种历史后果，原因肯定极为复杂，几本书也说不完；而水道的通畅，作为至关重要一个硬件因素，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由于水道通畅，各地方区域最终失去其独立的品格（完全不同于希腊的山间）；所有地方区域互相滚动，而正犹如水一样，最后达成一种均一状态，哪一边也不高出一点或低下一点。于是，最后的结果必然是，造出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核心，将此均一的社会一网罩住，组织为一个统一体了事。这便是秦帝国的诞生。

　　后世对残暴秦王朝指骂不绝，但历史肯定了秦王朝的选择，沿着它的路一口气走下去，再不回头。而历代王朝，无论其怎么优秀，总也就不可避免地天生带有几分残暴，坏的王朝就更不用说了。这不是人的问题。试想，如此一个泱泱大帝国，将如此广大地域广大人群的力量集中起来，凝缩至一个小小的中央核心之中，那力量该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力量！对于个人来说，稍微蹭上一下，不死亦伤，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为了保全整体的需要，历史当然从来都是目不旁顾，一路向前开去，不会左躲右闪，顾及到路边的蚂蚁和青草，滚滚辗踏下去，伤一些，死一些，全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即使如此，那产生于人群之中、却高悬于人群之上的权威，即所谓“国家”，依然战战兢兢，犹如置身累卵之上，时刻有不能自保的恐惧；而不得不一再持续不断消解下面的力量，强化自身的力量，——用传统固有术语说叫：“强干弱枝”。

　　力量——在传统社会首屈一指第一力量便是粮食。所以农业很重要，被称为立国之本。紧接着便是粮食的转运。没有粮食的转运，等于没有粮食。

　　大量的粮食生产，以安民生。大量的粮食转运，以维持中央核心权威的强大力量，犹之四体向脑部供血那样。

　　结果，水利灌溉与水道漕运二事，也便一承既往，并且愈来愈成为传统社会的最根本的政务，而关乎国运的兴衰与王朝的存亡。

　　以此而论，渭、黄一线，横穿中国正当腰，无论水利还是水害言，都为中央王朝乃至全中国的命脉所在。那位在长安——渭水那一端的中国国家的脑袋，说就系在渭、黄一线这条裤腰带上，还有什么奇怪吗？

　　57、汉初波平水静

　　汉初，战乱刚过，社会残破，民生凋敝。于是，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四朝，一本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尽量少作为。君民之间，真有点“相忘于江湖”的味道。对于传统社会来讲，这可说是难得的黄金时代了。而“文景之治”，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治道。

　　然而，这种相安无事的社会格局注定不能长久维持，成为永局。从内部讲，社会力量在逐步恢复成长，集聚于社会的某些局部，渐成势力，构成对一元中央核心权威的挑战。为此，文景期间，以削藩之策予以回应，希图弱化诸侯王的独立势力。冲突遂起。文帝时有淮南王谋反事，景帝时更酿出吴、楚、胶西、胶东、济南、淄川、赵等七封国的大规模联合军事叛乱，中央朝廷不得不正规地发动一场战争，方始予以平定。

　　在外部，来自西部及北部漫长边防线上的国防压力日益吃紧，时刻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游牧为生的匈奴人，趁秦汉之际中原战乱的间隙，发展强大起来，占地既广漠浩瀚，行动复迅捷无常，压在华北、西北数千里长的国境线上，构成对汉王朝的致命威胁。高祖时，乘国内战争的余威，曾望一征而定，不料反被包围于平城，几乎全军覆没。（如果那样的话，恐怕在中国文化最终定型之前，西晋间的“五胡十六国”的大祸乱将提前五百年发生于华土，中国社会及文化将成为什么样子，还很难说。）此后，汉廷对于匈奴，不得不奉行苟安的“和亲”政策，千方百计，温软笼络，暂缓时光，以为后图。吕后时，匈奴主下国书，竟秽语提出要陪睡这位丧夫独宿的寡妇太后，无礼之极！但吕太后还是忍下，以免妄开边衅，生不测之险。

　　于内于外，问题都在积累，而有待于国家力量的积累成势，然后一总解决。这时，渭、黄一线黄金水道，承负着不太大的漕运任务。《史记留侯世家》曰：“天下初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平准书》又说：“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可以说，在这期间中央朝廷的费用，的确是十分简素的了。

　　如此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真的富强起来，那情景，《史记》《汉书》并载，《汉书食货志》记：“至武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58、武帝激流勇进

　　适逢其会，正当此时，冒出个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接任，惊天动地的大作为，遂铺天盖地一起卷来。大整肃（于地方），大开边（于边防），大兴建（宫室），大修仙（个人），总之，一切都是大的。

　　这样，河渭水道，国家漕运的大动脉，也就越发显得至关重要。以往，由东向西，每年只调运二十多万石粮食入京师长安，现在，一下猛增至百余万石，是原来的五倍。

　　漕运系国运。漕运的效率，正直接决定着武帝事业的成败。显然，就现有河道水平看，是难以适应了。于是大司农郑当时及时建议增修漕渠，奏称：“异时（过去）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傍）南山（秦岭）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汉书沟洫志》）武帝欣然准奏，即由郑主持，发数万人，三年而通，极便漕运，名为漕渠（隋时改称广通渠）。

　　天下富庶，漕河畅达，源源不绝将中国东部平原上的粮物，西运入京。于是而武帝粮多胆益壮，财大气更粗，数次发大军北征匈奴，声势浩大，冠绝古今，将匈奴赶得七零八落，远遁极地，再不敢南下窥汉，而一举解决了周秦以来北境边防总是受压的问题；同时，在南方和东北方进一步开边，南面伸展进入今越南境内，东北方伸展进入今朝鲜境内。而张骞孤胆特立，拉一面大汉的旗帜，携一支不多人马，就远使西域，天威远播，直将触角伸入至漠西，打通中西交流的通道，而将中亚诸国置于大汉国的影响笼罩之下。

　　这样，武帝好动恶静，屁股总坐不下来，羊群随头羊而轰然一起扰动起来，人人雄心，个个壮志，纷纷既为国家也为个人设计宏伟蓝图，激动难安。张骞西行，苏武滞北，其他人则“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河渠书》）。

　　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奏请修白渠：首起谷口（今陕西礼泉县东北），分泾水东南流，至高陵、栎阳，东至下邽，南注入渭水。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约合今二十八万亩）。渠成，关中大得利，民造歌谣颂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沟洫志》）

　　继而有人上疏请开“褒斜道”，以打通关中通往汉中巴蜀的漕路。褒斜道为陕西通汉中的山中古道，位在秦岭终南山中，因取道褒水、斜水两河谷而得名。两水同出太白山，褒水南注，入汉水；斜水北注，入渭水。若将二水接通，岂不是一条南通汉中巴蜀的绝佳漕河？御史大夫张汤极表赞同，说，从汉中入蜀，迂远多险，若通褒斜，比之西绕凤州的故道，可近四百里。武帝以为然，即拜张汤之子张卬为汉中太守，发卒数万人，凿渠五百里，接通二水。只可惜水急湍石，不适合通漕，只好作罢。

　　更有齐人名延年者，上书建议说，黄河源出昆仑，从西北高地南下中原，向东注入渤海，其实这是用不着的——用不着拐弯南下，就沿着黄河上游东西一线，在塞外直开一渠，让黄河直西直东，一气灌注入海，岂不甚好？那样的话，既免了黄河进入中原为患，又可以黄河作为中国与匈奴之间一条界河，分隔匈奴。“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此功一成，万世大利。”（《汉书沟洫志》）

　　此公真是好想象，他光顾了忧匈奴侵边、黄河决口之患了，却忘了黄河为中国一条生命线，水利灌溉，东粮西漕，都离不开黄河；没有黄河，陕西王都之地，便成孤立绝地，神气尽失，甚而整个中原地区也将面目全非！

　　但汉武帝还是很高兴，嘉奖了延年的豪情壮志，婉言谢绝说：“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更改。”（同上书）

　　延年奇思异想，虽然荒诞不经，但正代表了汉家风格，大开合，大作为，大气魄，没有束缚，敢想敢干，无所顾忌，一如那奔腾不羁浩荡难驯的黄河水。

　　这是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刚刚从滔滔纵肆的战国和雄浑峻伟的秦帝国走出来的一个时代，既承继了前者的汹涌奔放、绝少拘束的神致，复承继了后者的浩瀚雄奇、绝少鄙陋的气度，而将人作为一种自然生灵先天所具有的勃勃野性，与为得协调群体后天所培养的彬彬文教，恰好适中地予以综合，既不失野性的生机，又不失文化的韵致，文质并茂，的确展示了人的最佳风貌——就此而言，即使后来受到高度赞誉的盛唐，也难与比肩，也显得毕竟有些人为，正如杜诗之与屈赋、马文，后者那份天然浑成的高古凌空，是后来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天才诗人再也难以企及了。时代秉赋不同啊。

　　但是，这壮观的浩荡洪波，却并非天河之水，不是没有基础支持、因而不受限制的。其支持与限制，就是地力与水道的极限容量。其兴旺昌盛基于斯，其兴旺过度、盛极而衰的限制也基于斯。这是一个瓶颈，一个王朝必通不过此瓶颈。

　　而要掌握适度，却常常是非人力所能达到。汉王朝的发展，也便在一起一落的波动中展开。汉初的积累致富，导致武帝的豪情远意，征伐无度，终将使得天下困竭。冷静的哲学家董仲舒，冷静地看到了这一点，及时予以疏谏，指出将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危险局面，但未得重视。“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至此，武帝也开始有些省悟，晚年，武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汉书食货志》）

　　59、王莽再掀洪波

　　武帝悔过。于是而开始调整，安静下来进行恢复，再学父祖文景之治的榜样。再经过接下来昭、宣两朝的谨慎养成，至哀平间，再达小康。“宫室苑囿、府库之藏已侈，百姓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汉书食货志》）

　　于是而有了自大的王莽，为人看上去谨慎谦恭，而内里底气足得很，于内，复古改制全面铺开（王莽改革原无可尽非）；于外，傲视匈奴，匈奴怨，“侵犯边境。莽遂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故纵于外。北边北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以至于亡。”（同上书）

　　西汉二百年基业，就此完结。只有那渭河、黄河水，依然呱呱地继续流，该不会是对气数已尽的王朝发出冷笑吧！

　　60、穷亦致乱，富亦致乱

　　中国文化兴于大陆，盛于大陆，在陆地上尽情驰逐博击，是其拿手好戏。秦始皇帝的开拓，汉武皇帝的再拓，张骞及后汉班超的凿空探险、奇绝再探，都是此博大奇崛大陆文化中最华彩的篇章。但如此绝妙好戏，无非是在中华山水间，一种灌溉农业文化、水道漕运文化的奇花异放，其有效产出与调运，是一个以小速率增长的常数，在这个常数的两边，却均暗藏危险的陷阱，小于或大于这个常数，则，穷亦致乱，富亦致乱：穷而急，急而争，争而斗，斗而乱；富而侈，侈而狂，狂而斗，斗而乱。富乱转穷，穷乱益穷。极尽人之巧思，仍不能走出那河面波浪所划定曲线的规迹。“气数”也者，其流水之数欤？——那个水道漕米有一极限量，为一常数——实际流转若与此数太过出入，枯也致命，盈也致命——适可成为测定一个王朝兴衰走势的有效参考。寄望有精于历史统计学知识的人，好好去算一下。

　　由此引出另一常数：农业社会，其“社会容量”——即对技术和财富的最大容纳量——也是一个常数，低于此数必困，困而致社会动荡；高于此数必侈，侈而致社会动荡。这是我提出的传统社会其运行的内在规律，也寄望于有此精深研究的达人，好好去计算一下。英国人当年砸机器，是传统社会容纳不了新技术的历史证明，最后的结果是，保留新技术，改造旧社会。中国人向来大力抑制所谓“奇技淫巧”，我认为是，这还不单纯是个文化意识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本能地对于可能造成过剩产能的一种预先抵制，那是，排拒新技术，保有既有社会。就追求目的而言，英国人与中国人双方一样做得很成功，英国人成功地追求到他们想要的新，中国人成功地保有了他们想要保有的旧。

　　61、帝都东移

　　金铜仙人辞汉去，渭城已远波声小。西汉王朝的风格是放，大气度，放得开。其盛也由此，其衰也由此。面对这样一份历史遗产，至东汉王朝，其国主，曾在西汉太学读书受过正规教育的刘秀，小心采取了提防的态度，而大异于他那平民出身的高祖刘邦，从一开始就将王朝拉入一个文胜于质的文化定位上来。国家的中心，也终于走出陕西盆地，由东而西，走到通向东部大开阔地的洛阳，删去渭河那一段冗道，直接面对那波涛汹涌的黄河。

　　河自汹涌，人却反是，决不能汹涌，否则平林、新四、赤眉、铜马的恶浪将再度翻将上来，那是光武帝刘秀曾亲身经历的；一定要文些，再文些，务使人心渊静，水波不兴，务要养成一种翩若神仙的名士风度，决不沾染半点尘俗之气，一俗便浊，一浊便躁，躁而成动，动以致乱。水性本自不稳，如何还能再去激它呢？

　　殊不知，这以淡泊宁静为高致的名士文化，却全然不敌那本不以文为立身之基的外戚、宦官群体的宫掖文化，内廷与外朝，正相反对，外以静，内以动，外以清，内以混，外面的堤栏全然挡不住中心的火焰，朝政在外戚与宦官的轮番把持下，即使省去渭河一段周折，直接由黄河调运，也仍然不敷国用，到桓灵末世，弄到只好卖官求钱，来维持宫庭的侈费。

　　此外，那神仙一般的名士们的名士风度，原也不是在苦寒山洞里修炼而成的苦行，而是由足够规模的大地主庄园经济的支撑，由于厚积，从而薄发，方才悠哉游哉，犹如白云一般的飘逸。庄园经济由皇权大量赐封及土地兼并而致，造成大量的小自耕农破产，一旦水旱灾起，生存无门，只有揭竿造反。这样子，又是一个二百年，东汉王朝便在黄巾军的大洪水中灭亡。黄巾兴起于黄河水灾严重的河北、山东一带，那不是偶然的。此后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混乱，一如黄河决口，乱流遍野，失去头绪，直迄隋朝的再度统一。

　　62、隋炀帝不仁而有功

　　秦修长城，隋开运河。隋朝与秦朝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已为许多历史学家所觉察。隋朝两帝，文帝创业，知江山得来不易，守成尤艰，而小心谨慎，仍然退处陕西盆地，再启渭河水道，据长安以制天下，虽然略感不是十分便捷，却立定地步，安稳不成问题。炀帝继承祖业，对创守之艰辛，自没有切肤之深感；加之本人天资太过聪明——这且也还不是太要命，要命的是，炀帝他非常明白自己的聪明——即毫不含糊以聪明自居，大言即使去掉自己的皇帝身份，论天生资质，他也该是天下第一。

　　这样，炀帝他聪明的屁股便坐不住了，像得了多动症，一刻不停地跌荡腾挪：将都城移出关中——长安城安是安，但四面山围，太憋气了；移出东都洛阳，以便与开阔的大东部、从而大东南、大东北建立更迅捷不隔的直接对接。他提出的理由原也不错：“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隋书炀帝纪》，下同）长安离东部太远了，一旦有个山高水低，来不急救应处置。洛阳位置适中，最好不过。

　　洛阳好！这才与炀帝的过人才智与精力相匹配。接下来该是他痛快淋漓好好挥洒一把的时候了。

　　当然！一俟移都洛阳，炀帝立即瞄准两个地方，大手笔开写其大文章。头一个地方便是东南，以扬州为中心，那是一个如梦一样的地方，那梦境一般的水乡！水一样洁的琼花，水一样清的月亮，以及水一样柔的女人。如此一个神仙妙境，方才与诗人炀帝的才情相合，情景交融嘛，是他真正该去做梦的地方。天地钟灵秀，不凡的才情，自得有不凡的地方予以安置，方才不负造化，合于天道自然，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炀帝想去的另一个地方是东北，那里凝寒凛冽，是真正男人该去顶天立地一番的好地方。怎么意思？那里天造地设是考验男人、让男人出气概的地方——战场！炀帝他不仅是诗人，首先是男人，而且都是天下第一的，天下第一诗人，天下第一男人。为此，光是风流倜傥、缱绻温柔是远不够的；更要无比的英武：一声号令，千军万马卷地铺开，山摇地动，排山倒海，压向敌阵，将成批的敌军秋风扫落叶般辗压入地，然后生擒敌酋，率领得胜之军，浩浩荡荡开进敌城，来一个天地间绝对肃穆、绝对壮观的入城式——那，是什么景象！是什么样感觉！那不是活演的立体的诗吗？

　　这样，就需要更为迅捷的交通，那就是：水道。以洛阳为中心，一边朝向东南，一边朝向东北，开河！

　　大业元年，隋集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通济渠，西段：自西苑（炀帝宫苑，在洛阳西）引谷水、洛水达于黄河；东段：由板渚引黄河水通于淮河（板诸即板城渚口，在今河南荥阳县氾水镇东北）。

　　炀帝太高兴了，立即命黄门侍郎官王弘等人，前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及其它各式船只，总共达万艘之多。舟成，炀帝出宫苑门，即上龙舟——这哪里是舟，简直就是浮在水面上可以移动、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行宫”！八月，炀帝“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蔑，舳舻相接二百余里。”

　　南国风情痛享一顿以后，炀帝掉船北向，再领其北国扬威奋进之风骚。

　　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通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河北涿州）。

　　七年，炀帝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北幸涿郡，向高丽发出战争宣言，诏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

　　八年正月，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七月……败亡……班师……九月庚辰，上至东都。”

　　九年正月，再征天下兵，集于涿郡，讨高丽。“车驾度辽”。“遣宇文述、杨义臣趣平壤”。

　　十年三月，炀帝三临涿郡，亲穿戎服，征高丽。“高丽请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悦。八月己巳班师。”

　　节奏实在太密集，不容喘息。作为事件的主持者，炀帝一定乐疯了。他可谓是古今第一个懂得什么叫乐的美乐家了吧。

　　但历史的脚步也跟得紧。大业十一年，国内乱起。十三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十四年三月，炀帝被手下杀死于扬州行宫。隋亡。

　　历史犹如瀚海，那是不能够轻率去搅动的，否则，必掀起万丈波涛，将戏水人葬身水底，再翻不得身。炀帝聪明反被所误，多才却为才累，为古今一切对历史不恭、心怀傲慢的狂妄自大者立下一面永久的镜子，千年之后，让人痛惜。

　　而这位傲慢的开河者其所开的河，却成为他永久的纪念，成为后世千秋万代通漕治国、事关国运的致命的通道：东北的国防，东南的漕粮，全然系于此南北一河，不可须臾离得。而冷静的史评家，也把炀帝杨广评为这样一个人：不仁而有功。

　　历史真是开玩笑，会捉弄人。汉朝灭亡以后，六朝三百年间，王朝南渡，中国的东南得到开发，迅速崛起，至隋唐时，其经济能力已然超过北方地区，而成为国家的主要支柱。这意味着，中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中国东部一线，两个大平原上。故此，历史要求，帝国再也不可忽视东部南部，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东部及南部联系的纽带，如此方可有效掌握整个国家，而不至头重脚轻，失去平衡。

　　而这种重心的暗中转移，却采取了这样一种悲喜剧的历史形式：抬出一个近乎颠狂的冒进者隋炀帝，冒进再冒进，开出一条足可与长城相提并论的大运河，将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融为一个整体；这样的历史使命一俟完成之后，轻轻一滑手指头，却将当时历史的主事者抛弃，踢入河底，予以彻底的埋葬。真不知该让人发笑，还是忍不住地为某些人的悲剧结局喟然痛悼！

　　63、幸运的唐人

　　隋炀帝适应历史的需要，赶命也似去开河，赶掉了自己的命，留下了河，为他人绣衣作嫁，为接下来李唐王朝的荣耀成功提供了关键的物质条件。

　　唐王朝立脚隋朝的废墟之上，毫不可惜，一切任其废去，单将一条运河当作宝贝，完整予以接收，并予以精心护持。从而，虽然唐朝的中心再度退回到关中，退回西部，却因拥有了运河，就如手持一条魔索一般，抛将出去，将在炀帝眼里遥远的东部一索子兜住，而牢牢地掌握在陕西盆地的手中。

　　山以居守：秦地关塞成为王都安全可靠的保障；水以吐纳：由渭黄东西一线与大运河南北一线所连成的大十字型漕运主干线，犹如一条网纲，而将中国最主要的水系河网，统摄为一体，又如人体的主动脉，将人体血管网络连作一体，而随着不绝的船队的穿梭往来，天下钱粮统统归长安调拨掌握了，天下的命运被系于长安一隅之地了。运筹得宜，不愁将帝国各个部分充分组织起来，协调一致，使国家迅速达致兴旺。

　　战乱刚过，初唐简素，通过河、渭一线每年运抵关中的漕粮，只有二十万石左右。随着民生的逐渐恢复，国家的逐渐繁荣，及国务的逐渐繁密，漕运的任务也逐渐加大。至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极盛，岁漕猛增至百万石以上，仍不敷用。于是怎么更合理地安排漕运程序，也便提到当局者的议事日程。

　　开元十八年，时为宣州刺史的裴耀卿上书提出改革建议，他说：国库所资，在租庸调。而江南水陆遥远，转运艰辛。以宣州一地为例：每年漕运，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以上。至四五月以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留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又逢漕路干浅，船只拥挤，搬载停滞，备极艰辛。为此建议，宜沿河置仓，河通即随机运转，不通即且纳在仓。如此，不滞远船，不忧久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

　　这一建议，于当时没有得到采纳。再过三年，至二十一年，裴耀卿为京兆尹，再奏，得到玄宗批准。于是而从关中至江南，沿河逐级设仓：于河阴县置河阴仓，江淮漕米，溯鸿沟达于河阴，悉纳入河阴仓；再从河阴仓运达含嘉仓（洛阳），含嘉仓送纳太原仓；然后进入渭河，运抵关中。如此一来，有水启运，水浅（或涨）纳仓，方便灵活，大大提高了运率。三年之间，“运七百万石”（《旧唐书食货志》）。

　　以前，黄河“三门”（在今三门峡市）一段奇险，船不得过。至三门，只好将漕粮搬下，陆运过险，再装船由河入渭，很费周折。开元二十九年，由陕郡太守李齐物主持，凿岩辟险，达到可以通航的程度。至此，渭、黄航线更加畅达，由关中至关东平原，乃至江南燕北，一线直航无阻，位在关中的中央王朝，对全国的管控效率就更加大大提高。

　　玄宗朝，国力达到极盛，是谓盛唐。物阜人康（体魄的及精神的），四方幅凑，长安城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这种盛况，即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也属唯一，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最高峰。而若查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数千里河网的建成，是其中其础性关键一环。血脉周通，肌体方健。于今于古，为不易之理。而缘河置仓，本为隋人旧例，至唐达致完备，也成为后世经邦治国之经典常法，相沿不改了。

　　64、开封——东部平原的中心

　　河道通畅，为盛唐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但唐都长安，虽然兼得山水之利，而千里走长河，毕竟太嫌周折。既然历史的脚步已然暗中东移，则唐末五代之乱后，入宋，毅然抛下长安、洛阳，割去中间环节，跨一大步，直接将国家的中心跃迁至更在东面的开封，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了。

　　以开封为都城，有诸多先天不利：其一是不得山势之利，周遭洞达，无屏蔽，无险可守，无遮无拦；其二是，立国之都，首以背山面水为通则，而开封一地恰恰是背水无山，黄河洪涛，成为悬在开封头顶上绝命威胁，时刻有陷开封城于灭顶之灾的危险。

　　虽然如此，却又大得利：开封居河网之中心，四通八达，尽得河道之利。向全国发布命令，开封一呼，四方同应，迅捷异常。在这一点上，中国所有古都，都无法与开封比优。

　　宋朝舍山就水，弃山之可靠，求水之通达，这已然就预示了或隐喻了，即如东汉的刘秀那样（隋如秦，北宋如东汉），宋主赵匡胤下定决心欲贯彻一种更加“守文”的精神。事实也正是这样。他的后代很好地领会了他的精神，笃守祖训，一贯到底。有宋江一代，养成一个庞大的优越阶层即士大夫文化阶层，通过对这一阶层的极尽可能的优遇，最终造出有宋一代超越唐朝的新特点来，那就是，作为至上的皇权，在中国全部历史中，宋朝是最为温驯最少暴虐的一朝，诚难能而稀有，稀有而珍贵啊！大宋气象，雄伟亮眼不及唐朝，而文雅秀爽则过之——在我的心目中，感觉，这其实更合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神理——所谓不质不野文质彬彬，值得后世予以充分的估价。

　　至于传说法，说宋朝“积贫积弱”云云，实在原本专有所指（指对外），不宜移为是对宋朝的总体评价，以局部笼盖全体，误传误导。而即以专指所言，其一，宋朝边防呈弱势，一直未能根本扭转，直至灭亡。这多半不是由宋朝本身造成的，是历史的结果，那就是，五代石敬塘将北中国燕云十六州割予契丹，致使外长城一线落入对方之手，使中原地区失去屏蔽，无险可守，而致泰阿倒持，疲于应付，不弱何待？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如此不利条件下北宋竟然得稳守二百年，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完全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相反。有人会评说，宋朝既然优秀，那何不如大汉大唐那样，来几个卫青、霍去病、李世勣，大出兵，以泰山压顶之势，将燕云收将回来，岂不一了百了？答：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这就要说到，其二，说宋朝贫弱，是一个比较性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切不可作教条式理解。须知，此时兴起于北方的辽金西夏蒙元诸朝，已然远非当年汉的匈奴、唐的突厥所可比。此时的诸胡已然达到很高的汉化程度，而尽得汉胡文化杂合杂交之优势：既承传统马背民族马上之威，复得汉家农业经济基础支持之稳，依山凭险守疆之固，而具有了与宋朝相持相垒的实力，非匈奴、突厥那样一打而散而奔的游牧部落民可比。就近观之你会发现，宋辽金三角，实近同于当年魏蜀吴三足鼎立那样的关系，谁也不占绝对优势，只可长期拉锯，未可一战而定。由此而跟汉唐与诸胡的强弱关系比，宋朝确乎是有些子贫弱了，尽管就宋朝本身而言，其经济产出的绝对量其实远超过于唐朝，更不用说汉朝，可谓达到空前的繁荣。

　　宋朝经济繁荣，城市经济尤胜于唐，大大得力于漕运四河——四条物贸大动脉，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渠。

　　以开封为中心：汴河（即隋运河通济渠西段），通向洛阳方向；黄河，西向接渭河通入陕甘，东向入山东、江苏，并于徐州接北运河，北向通山东、河北；惠民河，通向开封西南方向（自新郑导洧、溱诸水东北流入开封，出城折东南入颍水）；广济渠（即隋运河通济渠东段），通向东南接淮河。可谓东南西北，四方之水，幅凑京城。开封城真正成为了贯通天下四方的中心。宋代经济，尤其是发达的商业经济，诚为此发达的内陆水道网之结果，其形象表达，则在张择端历史性画卷《清明上河图》中，应为实录。

　　可惜的是，在宋辽金三足关系中，宋廷却未能审时度势，认识到辽金已非传统游徙不定之胡狄可比，而是据守一方疆域的国家，失于判断，未能掌握好其中内在的平衡关系，任由情绪牵引自己的战略决策，激于愤怒，助金灭辽，轻率打破既有三角平衡，而致金朝愈为强大，咄咄逼人，终于铸成靖康之祸，两帝被掳，宋朝被压至淮河南，蜷缩于南中国半壁之地。

　　接下来，元人崛起，宋金元又复形成一个三角关系。而宋廷再一次出于更强烈的义愤，对自己的情绪不加梳理控制，再一次打破平衡，助元灭金，而后由宋单独面对蒙元强大无比的铁骑。这时候，南宋再无任何转圜的余地，只有坐待灭亡。

　　65、高居北京，雄视天下

　　元朝蒙古民族是强悍的草原民族，初入中原，欣喜万状，曾欲将中原尽变为牧场：没有流沙，土肥水沛，蓄草必茂盛无比，纵马驰骋于万里广域之中，乐何如哉！遂有人建言元太祖曰：“汉人无补于国，不若尽去之，空为草地，以广畜牧。”（《元史耶律楚材传》，下同）幸有一人，乃真正宰相之材，名耶律楚材者，及时予以阻止，奏太祖曰：“陛下将南伐（南宋），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元祖动容，令楚材试行之，立十路征收课税使，果然钱粮并集，大得利。太祖大喜，废农田尽为牧场之议遂沉。

　　顺延历史的脚步，至元朝，终于完成了国家重心东移的历史任务，定都于北京（大都），而开以下元明清直迄于今日中国国家之新布局。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有效的征收系统，维持国用；建立一套新的漕运系统，将天下财富源源不绝运达京城。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南北大运河：在隋运河的基础上，更大规模扩展，新凿通惠河、会通河，而完成了京杭之间水道的全面贯通，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联为一体，全长三千多里，由南而北，漕船可直开入北京城里。其气魄之恢宏，正与元祖横决亚欧的伟业相一致。而透示出这一马背民族那无与伦比的开阔与博大来：无论做什么，要做就来大的，最大的！

　　66、大海终于苏醒了！

　　京杭大运河全面贯通，虽已足够宏伟，却也仍不足以表达元人的开阔与辽远。最能代表元人风格的，其实是——海运。

　　中国人，历来以陆居为天然，而视海洋为绝域。在文化中，所谓海，是地理展开的逻辑极限。那只是一个界标，如几何学的线一样，是一个没有厚度的无，在那里会有什么呢？四海之内为天朝，生命存焉，仁义集焉，四海之外是什么！有什么！虽然历来有“神仙”的传说，而“山在虚无缥缈间”，一方面招人向往，同时更让人恐惧！因为，所谓神仙，那是从来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