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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公元前340～278年）是我国战国时期楚国人，杰出的爱国诗人、政治家，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出身贵族，是楚武王熊通的后代，相传他十岁左右就嗜书成癖，经常在故乡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的一个石洞里读书，书杂而多，痴迷忘返，如今这里的“石洞书声千古在”成为乐平里景区“八怪”之一。屈原关心民众疾苦，年轻时就做了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众口赞誉。19岁的他英勇无畏，曾组织民众保家卫国抗击秦国的侵犯。后来他深受楚怀王的赏识和信任，一度受重用和提拔，升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应宾客”，他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提倡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变法革新，富国强兵。然而，“树大招风易，人红是非多”，正当他事业有成、国家事业欣欣向荣之际，却因改革变法触犯旧贵族集团的利益，而遭旧贵族小人排挤和诽谤，污蔑他“自恃其才”、“目无君王”，后来他被楚王误会、疏远，终遭流放。当时楚国奸佞横行、小人得志、官员腐败。屈原被驱逐出宫后，楚国军政涣散，秦国将军白起领兵攻破楚国国都郢后，楚人国破家亡，使他忧愤交加，看淡人生，悲观绝望。刚正不阿的他，始终坚守高尚的道德操守，不与当时的楚国官员同流合污，最终于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抱石自投汨罗江，含恨而逝。屈原满腹经纶、诗赋经典众多，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他的代表作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他的那句“路漫漫其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成为千年绝唱、经久不衰。他爱国爱民、耿直刚正、宁死不入俗流，成为中华民族爱国诗人的典范。
东晋时期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公元365年～公元427年)在当县令时，有一次郡官派督邮来县里考察，听说那督邮好受人奉承、索贿受贿、目空一切。县吏提醒陶渊明要穿好的衣冠来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他出淤泥而不染，不随波逐流，不肯着正装来贿赂考察的都邮，毅然辞官归隐，陶渊明对当时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其清醒的认识，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归隐后他写了大量的田园诗，他的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和《桃花源记》等，后人编入《陶渊明集》，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他以高风亮节、铮铮铁骨、不卑躬屈膝的品格和高远拔俗的田园诗风而享誉中华文坛。
清朝末年的谭嗣同（1865年3月10日—1898年9月28日）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现实——官员腐败无能、卖国求荣，地主为富不仁、强取豪夺，民众生灵涂炭、苦不堪言，他深感“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戊戌变法”，希望通过维新变法改革来拯救腐败没落的清政府，拯救苦难深重的国民，在光绪帝的极力支持下，谭嗣同等领导的“戊戌变法”却遭到慈禧太后等旧贵族和顽固派们的反对，他们发动政变软禁了光绪帝以阻挠变法，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后，谭嗣同等虽多方努力也未能营救出光绪帝，导致变法失败。慈禧太后颁布“谕旨”要捕杀维新派，谭嗣同却视死如归，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唤起民众良知和民族觉醒。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变法失败被捕后，谭翤同英勇就义，年仅33岁。谭嗣同生前在监狱中写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就是他著名的临终绝笔诗——《狱中题壁》，意为：看到有人家就上门投宿，我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也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我自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这首诗引用古人张俭出逃受人接纳，杜根忍死避祸待机的典故，表达了对因变法革新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们的褒扬祝福，表达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后来，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谭嗣同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4月，他的故居被定为湖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有诗评论:“自古文才多壮志，生难成事错逢时。诗词歌赋著文章，悲欢离合因乱世。”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文人的气节坚不可摧。
有诗为证:降落凡尘后入仕，名成庸碌扰袭之；文人高洁存正气，避世何为在人世。不屈不挠真名士，忍辱负重待来时；铮铮铁骨豪气在，胜败犹来未可知。
真文人，义不容辞，当仁不让。学优入仕后，应能深刻认识到：为官避事平生耻！所以有人说:丢下所有人是最不负责的行为（也许屈原、陶渊明等文人除外）。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文人的价值是在于学成入仕后回报社会，为人民做积极的贡献。
良禽择佳木而息，贤臣择明主而事。君若圣明，应誓死效忠；君若昏庸，应弃暗投明；否则就是愚忠短视。屈原的忠，是忠于人民，而非君王，所以楚怀王和顷襄王等虽然昏庸，但他宁肯死也不背叛自己的国家而外逃他国。谭翤同的忠，也是忠于人民，为救国救民，敢于舍生取义，直面挑战，以死劝诫，无所畏惧，希望唤起民族觉醒，这才是真文人的气节和风度。
只有越挫越勇的人，敢做而善成，一心为民谋福祉，遇难事敢面对，有“为民办实事舍我其谁”的使命和担当，不计较个人荣辱和利益得失，大丈夫有“能屈能伸”的品格，才可无愧于“真文人”这一称谓，这也是真文人的气节与风度！
真文人都有虚怀若谷的胸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真文人能广纳贤言，不会因为别人提出不同意见而认为别人是在与自己“抬杠”。真文人能听取别人的好建议，吸纳别人不同的好主张。海纳百川才能成就其大，天容万物才能造就繁华。真文人不会总盯着别人的缺点，而是学习别人的长处，不断发展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品格。真文人不会贬低别人以抬高自己，因为他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真文人知道“学无止境”，“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真文人明白：只有虚心求教，才能不断进步。
真文人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和立场，为了维护正义和实现理想，决不妥协。正如毛泽东主席曾说过的：“让那些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主席是真文人中的伟人！
真文人懂得：善恶终有报，迟早会来到。文人的首要任务是立德，其次才是博学。无德之人再有学问，如果专做损人利己之事，那也只是个有文化的“流氓”，所以“立德修身”是为人之本。有德之人会有福，无德之人遭报应，这是人事轮回、互为因果的社会规律。以德树人，以理服人，不会“得理不饶人”，这也是真文人的气节和风度。
文人的气节和风度孰是孰非？全凭世人评说。
